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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增加君主的合法性和百姓对君主的认可度，
给儒生一点权，儒生就是合格的官员。
你把权利收回来，儒生就会遵从礼的框架，安分守己的当百姓。
而且儒生不但自己安分守己，还会带动其他人安分守己。
不管儒生自己混的有多惨，维护礼的原则和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不冲突的。
秦昭襄王对于这番话完全不感兴趣，其实背后隐藏的逻辑深刻。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其中的厉害，比如说朝廷向一个村子征税。
如果百姓都认可这个朝廷的合法性，那么只需派一个官员过来，就能把税都给取走，很简单的一件事。
甚至连官员都不用派，直接贴一张告示，老百姓就会主动的到指定地点去交税。
可如果是山大王来收税，老百姓不认可他的合法性。
那交税的意愿就很低了，就得加派一定的武装力量才能够达到目的。
法家的特色就是不在乎你心里怎么想的，只靠刑和赏，敢不听话就收拾你。
如此这般，为了保证执行力，你就得加派一些人手。
导致收税的成本增加，只能加大税收，老百姓的反抗意愿就会更加的强烈，伱还得加更多的人手。
从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那原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这样下去，一个朝廷即使主观上不想实施暴政，那也非暴政不可了。
而儒家就是要帮助君主建立这种从上到下的认可，也就是所谓的王道。
这种认可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可以大大减低行政成本和管理成本，显著提高办事效率。
礼的观念由小及大，由家到国，由父母到君主。
彻底建立起来后，很多事根本不用去威慑、利诱和恐吓。
所以荀子要表达的意思是，秦国以法治国的大逻辑是没错的。
简化一些威逼利诱的环节，增加王道的认可度，可以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所以，荀子认为秦国还是提高空间的，那就是把儒和法结合起来，这个思想到了后世就被提炼成为外儒内法。
内法保证朝廷高效靠谱的运行，毕竟该做的事还是一定要做的。
但外儒提高认可度，建立合法性，就能大大的减低内耗。
但荀子的这番苦心，秦昭襄王并不理解，后世的儒生们也不理解，他们把荀子的安分守己理解成怂了。
每当儒生读到荀子的这段历史，青筋暴突，拍案而起，感觉都快憋寻死了。
同样是大儒，怎么就不能像孟子那样呢？
孟子见大魏王，大魏王要跟他谈利，孟子直接怼，要谈就谈义。
现在秦昭襄王问你荀子，儒生能够带来什么好处，你荀子为啥就不能跟孟子一样直接怼。
结果荀子说了一大堆，仿佛要让儒生当小绵羊，实在没法跟孟子的浩然正气相比。
不得不说，产生这样的误解，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儒生没有把荀子的思想吃透。
荀子是想让整个国家的法治和人治结合起来，让社会高效稳定的运转，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后世的儒生们没有吃透荀子的意思不要紧，后世的帝王们可是看出了其中的杀招，并进行了充分的利用。
外儒内法，这的确是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结构的灵丹妙药。
后世帝王们的内心，几乎都是赤裸裸的法家，连他也不例外。
但帝王表现出来的向外界宣扬的，则全是鼓励老百姓当顺民的思想。
汉宣帝就曾经评价统治的奥妙就是王霸杂治，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那一套，所谓霸道就是法家的那一套。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很多时候，两者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虽然一直在说儒家是孔孟之道，但真正代表中华两千年统治主流思想的是荀子的思想。
时至今日，再看荀子的思想，就必须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解读了。
荀子其实只想通过人治和法治的结合，达到一种和谐高效的运行之道，而不是控制别人的帝王之术。
事实也证明，荀子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光有法治没有人治是行不通的。
法家是最讨厌人治的，因为强人政治太有局限性。
强人在的时候，国家当然富强。
但强人一旦倒下，国家就会立刻衰败下去。
比如赵武灵王、燕昭王这样的雄主，他们一旦离世，国家就会迅速衰败。
只有建立法制，才能保障国家的整个系统有条不紊的运行。
那样即使出现一个平庸的君主，国家也会持续不断的强大。
秦国之所以一直强大，就是因为坚守法治而不用人治。
韩非子的这套理论非常有道理，但也是有漏洞的。
平庸的君主不破坏法制的话，国家当然可以一直强大。
但如果出现了倒行逆施之辈，比如秦二世直接破坏了法治，那么国家就只能灭亡了。
不得不说，老师就是老师，荀子比学生看到了更深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