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30名，包括11名画家、4名摄影师，分属66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由于日本政府对事件的真相的成功掩盖，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日本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战利品”这个名称在日本国内成为时尚，许多商家纷纷推出以“战利品”命名的新商品，并得到畅销。
旅顺大屠杀之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收买。“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则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的还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日本的《日本邮报》、《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同年12月1日，大山岩决定将日军司令部迁往金州，将金州设为侵华战争的大本营，翌日，即向日本东京呈报在金州、旅顺两地设立军政厅的方案，对占领区全面实行军政统治。在对占领区实施军政统治期间，迫不及待地在金州、普兰店一带强行推行日本语言。
甲午战争在花园口登陆后，为了保证日军的作战物资供应，他发布训令公告，强行掠夺辽东的生活必需品、房屋、劳役及运输工具、现金等。由此，日军所到之处，沿途物资被掠夺一空。并于1895年4月和日本联合舰队一起参与并接受北洋舰队的投降仪式。1898年由伯爵升迁侯爵，名列元帅府，是日本最早的四位元帅之一（其他三位为山县有朋，小松宫彰仁亲王，西乡从道）。1899年任陆军参谋总长。在桂太郎和儿玉源太郎的分别培养使用、专任田村怡与造为参谋次长等决策上均起了一言九鼎的作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他和陆军大臣桂太郎合谋，抽调2万人参加干涉军，成为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的国家。1903年5月，他提出日本针对俄国势力东渐的充实军备意见书，要求日本根据俄国海军状况，抓住机遇对其先发制人。他的这个意见书，对1904年2月9日日本对俄国的不宣而战爆发的日俄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任满洲军总司令官，依靠凌厉而变幻莫测的攻击路线，张弛有度的战场控制节奏，指挥日军在辽阳会战、沙河会战、旅顺围攻战和奉天大会战中将数量居于优势的俄军打得一败涂地，为最终获得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他在日本陆军中其地位仅次于山县有朋，而远远高于其他人，但他对政治没有兴趣，在九元老中只有他和西乡从道不想成为首相。他年轻的时期喜欢标新立异，壮年以后却注意隐藏自己的锋芒，变得沉稳持重，为人低调。他着装朴素，毫无军人威风，若没有那一身戎装和那把武~士~刀，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一个帝**人，被戏称为“迟钝的大山”。
他虽为日本武士，脑子却不迂，性格也不狂，他推崇欧洲军事，崇拜德国的老毛奇元帅。精通炮兵战术，极力推崇“进攻战术”，为“皇军”迈入现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这一次，大山岩第三次的登上了华夏的土地，并再次被任命为满洲军总司令官。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期望着他将俄国再一次的打垮，甚至于实现“据北满，煽满蒙，占西伯利亚，囊括东亚大陆。”的迷梦。
1891年2月，沙俄决定兴建西伯利亚铁路时，就想在未来铁路的某一站上；修筑一条伸入中国境内的支线，以便“直接与人口稠密的中国内地各省通商”；
1893年2月，俄国学者巴德马耶夫向负责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献策说：“西伯利亚铁路不仅要修到海参崴，而且应从贝加尔向南深入中国1800俄里，直达甘肃、兰州……”；1895年秋，沙俄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就派人到中国东北进行勘察。清政府提出交涉，俄驻华使馆答称，俄国兴造西伯利亚铁路，将来可能与在东北日后兴造
（本章未完，请翻页）各铁路相接，所以“自应将满洲铁道所能经过各地情节数端，预先勘查”，并要清政府训令地方当局“放行无阻”，“量力照料”；
甲午战争后，中国向日本赔款2亿2千万两白银（包括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索款3千万两），清政府财政拮据。沙俄便乘人之危，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四厘借款合同》，提供贷款，以图控制中国。后来，俄、法成立由俄国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规定该银行拥有可以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代收税款等特权。这个银行后来成了沙俄借地筑路的工具；1896年4月18日，沙俄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中~国~政~府把满洲铁路干线及支线的租借权给俄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