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自己也做过王爷。除了每月按照规仪所发的俸禄之外。堂堂的康王爷也是囊中羞涩的。要不是他听从萧明的建议。与薛炳昌合作闹了点小钱。很多时候的人际和官场的应酬。都会捉襟见肘。
皇帝自己沒钱自己清楚。别人却不一定清楚。所以赵构对萧明的这个建议非常感兴趣。以往官办的各种事情都办不好。总是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不是造成官员的贪腐就是官僚们不作为。容易受到奸商的行贿被拉下水。造成很多官办机构倒闭和瘫痪。而这次的合作却是有点另辟蹊径。
其实官家还不等同于皇家。官府的很多收入除了进入到户部的银库之外。规仪之内。皇家的府库内帑则沒有进多少银子。那是很多人认为官家其实就等于皇家。大家都是为皇帝打工的。收入多少都算是皇家的的恩宠。
可是从沒有人想过和皇家合伙挣钱的。倒是私人和官家合伙的。可那多半会成为一种受到官家保护的恶性暴利行业。以至于造成大面积的贪官和腐败出现。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则是大宋朝一直以來对商业的政策。宋代官办手工业产品主要特供皇室、官府和军队。很少作为商品流通。民间手工业则以纺织、造纸、制糖等为大业。基本是农业的加工产业。有类于今日所称“开发农业”。
宋代商业经营资本本身的积累方式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商人的最终投资仍回到土地。所谓“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宋代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为官。不少商人又把资本用以买官。有的买官仅作为商号招牌。商业资本与官僚、地主结合起來。最终还是向田宅集中。封妻荫子。沒能超出自然经济的常规突变性增长。
这本是一系列的经济问題。但其中却涵盖着封建阶层对于天下百姓的根本看法。如果中央集权过于严厉则往往会阻碍社会财富的累积和发展。反之则是一种促进。而宋代的时候就是一种促进。而是这样也有例外。
一直以來宋代本來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來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
按照朝廷官府的理论。山海天地之藏。市场货物之聚。不应让商贾独擅其利。而应收归国有专卖。以助国家之经费。于是一大批官办“公司”就被开办了起來。举凡最有利可图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这些“公司”來专卖。
这个禁榷曾是非常的严厉。这样的官办机构涵盖了盐、茶、酒等众多领域。并且官办的机构有权在销售上则按人口分配。勒令消费。强制购买。而老百姓却不会认账。你的盐又黑又有沙土。你的茶都是发霉过期的陈货。你的酒搞得兑水太多。寡淡无味。我为什么还要买。而与之相对比的则是到处的私盐、私茶和私酒。人家价低质优。我为什么不买。
于是倒贴国库补充。倒闭官办机构就成了常态。这种事情朝廷也不是不知道。北宋欧阳修就曾专门说过：“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专。必须与商贾共同经营。流通才不会阻滞。剥夺商贾利益之谋愈深。则国家利益损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归于公。就会亏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与商贾共图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国之善经营者。应“不惜其利而诱大商”。
朝廷解决不了的事情。皇帝也无奈。盖因那时候还沒有人能够勘破这一切的根源。但如果有人想让皇帝自身有一个富足和赚钱的方式。估计哪个皇帝也不会拒绝。因为这种牟利是排他性质的。那就是这钱赚來是归于皇帝本人的小金库的。
而现在提供给皇帝这种方式的人出现了。那就是萧明。萧明的条陈虽然写的东西不多。但赵构可以专门把他叫过來问清楚吗。于是萧明这一整套商业计划的分解说明。就派上了用场。他从铁路的经济前景谈到大宋商贸繁荣。到商品流通流域的滞后道货币政策的利弊。足足给赵构讲了一天。
最后总算是让赵构弄明白了。那就是搞铁路很赚钱。一方面为自己赚钱。另一方面可为国家赚钱。这中间的赋税肯定是不少的。当然进了户部的银子最后按照规仪还有自己一份的。那岂不是两方面拿钱。赵构觉得自己现在也有点贪财了。
既然自己占了这么多便宜。这个股权的分化上也就不能让萧明太吃亏。毕竟这里面皇帝根本无需掏一分钱的。而萧明的日昌隆却是全额出资的。所以赵构对萧明给他的三成股份还是很满意的。那他是不明白萧明要他的那个“皇家”的金字招牌的价值。
得到了高宗皇帝的首肯。下面就是一些文书案牍之类的工作。赵构只需要使用一下自己的两枚私章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下一个谕旨给户部和吏部对成立的这个“大宋皇家铁路管理司”进行备案而已。
但是“司”是属于官办机构。而民办机构多为“局”也就是说由于成立了一家“铁路公司。”日昌隆基本已经具有了官家的性质。这可是整个日昌隆元老会沒有想到的。也是他们在看到萧明发回的报告中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