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上无语，急得说不出话。想了一下，责问道：“这是哪里的政策，什么时间规定的？”
李之黑得意地说：“这是公社规定的，你要问，去问大队或公社。”
公上见李安元也来出工，便大声问道：“李大队长，是不是有这个政策？”
李安元不正面回答，直接朝土里走去，说道：“我不晓得，你去问公社。”
他是大队长，答应不晓得，既不得罪李之黑，也不得罪公上。他这样回答，明显是在为李之黑帮腔，让公上却找不到着落。公社有十多里路，一个农民，因为这点事，哪里有胆子去找、去见公社干部。
公上找不到说辞，便不说，站在华二旦左边学挖土。
李之黑见公上不走，便又吼道：“曾庆良，他要挖等他挖，他挖了也不准给他记工分。”
这一句话才是绝对权威。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曾庆良是记分员，是生产队五个核心之一。五个核心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分员，民兵队长。只要李之黑一句话，没有是非对错，这四个人都会唯命是从。
曾庆良站在五米开外，他儿子树根才十六岁便出工了，他见公上虽没有点名说他儿子违反政策出工，但他知道公上是在拿他儿子说事，他心里对公上极为不满，嘴上却说：“颜公上，你命这么好，还出啥子工嘛？我们想在家里耍都没有这个福气，你不是干活路的命，你还是回去耍算了。”
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你干了活也不给你记分，但他不明说。
别看不起这个小小的鸟队长，别看不起这个小小的核心，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是天！他们是地！权力要多大就有多大。一年四季，春种秋收，粮食和副业收入多少，除了他们知道外，只有天知道。
每家每户从不记帐，也难以记帐。交了公粮后，按人头分基本口粮和公分粮，剩下的粮食和副业收入从不公开，即使公开，老百娃也只知道他们报的数而难以知道实际数量。黑洞要多大就有多大。
见此状况，华二旦小声给公上说：“算了，他龟儿子两个是穿的一条裤子，你还是回去算了，你也只有几个月便满十八岁了，等满了过后再来出工，到时候看他龟儿子还有啥子说的？”
公上这一辈子第一次出工，做事，便被李之黑强行阻止了。
颜碧清一家在离城十多里路的城东乡第三大队第七生产小队落了户。颜碧清带着四个幼小的儿女来到这里，靠借用的一间草房和猪圈度日。她天天出工干农活，刘金显每个星期五回家，星期一早上一早便步行十多里路到单位上班。
公上在家里呆不住，他在城里去耍过几次，每天都和刘忠显、刘元显他们出去玩。他到了城里，就不想回家，回了家就想到城里去，感觉城里的生活如天堂，农村的生活像地狱。但走亲戚是有次数的，去多了，人家自然不欢迎。
金秋时节，公上又进城了。当天晚上，他在城里住了一夜，现在颜碧清有家了，他不好意思呆在亲婆家，第二天他便到了颜碧清家里。
颜碧清想到公上从小丧母，现又丧父，又不准出工干活挣工分，心里相当难受。为了满足公上想在城里找活干的愿望，她知道：只要是农民，在城里任何地方都是找不到工作的。
任何工作，哪怕是最脏、最累、最苦的工作都必需是城市户口，吃国家粮的。她和丈夫商量，叫刘金显给婆婆说一句，把公上安在她们家里干杂活，不要工钱，只管饭。
刘金显是一个仁义厚道、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在弟兄排行占老大，他难以启齿地给父母说了后，父亲刘山登只好为难地同意。
公上得到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到了亲婆家里，他处处小心翼翼，天天一大早就起来煮早饭、扫地。中午、晚上按时煮饭、洗碗。公上虽然嘴巴不甜，但因长相可爱，有礼貌，也讨人喜欢。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公上像往常一样，洗好碗，收拾好家务后，便出门去玩。他知道刘显中、刘元显、白治、刘泉明、李明华等人去了正在建设的东门沱江大桥玩去了，他想去找到他们一起玩。
此时天已漆黑，他顺着公路走过竹器社，绕过三家菜农的草房。菜农是城市郊区的农民，每个生产队一年四季只负责种蔬菜，按计划指标供应给疏菜公司，国家按城镇人口的配粮标准，配一半的粮食给每个菜农，故称菜农。菜农的地位比城镇人口低一半，比纯农民又高一半。
公上刚走到东门的三岔路口，两束强手电光朝他的脸上射来，照着他的眼睛，使他睁不开眼。
他以为是不懂礼貌的人乱照，就学着城里人骂人的样子，偏着头、闭着眼睛骂道：“妈的，怎么照的，看老子给你把电筒摔了。”
公上以为骂一下对方，对方就会把电筒移开。谁知电筒光不仅没有移开，而且直逼过来。突然，两支冷冰冰的枪管顶住了他的太阳穴。
左边拿枪的人吼道：“你跟老子是干什么的？敢摔老子的电筒，你摔呀？”
公上感觉不对劲，他虽然没有见过手枪，但在电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