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多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沸腾，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泣涕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令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进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派，共同负责抗敌；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原电签名，只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几位高级将领。后来发电报时，又加上了所有蒋介石在西安的随从人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万耀煌等人。
上午10时，唐陪蒋到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后，唐即进去报告，张学良立即出来施礼迎接，表示歉意！同时希望和蒋谈救国大计。但蒋却拒绝和张谈判，并且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例如说什么“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就命令你的部下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你就是叛逆，将我枪杀好了。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讲。”说完后就用手捂着耳朵，伏在桌子上，不再听张学良说话。然张对蒋谈此事变动机，是为革命救国，不是叛变，要求谈判，并说“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蒋则愤然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张学良曰：“此间事非我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我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我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我等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蒋闻交人民公断，非常恼火，愤怒责问张学良：“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然后蒋对张即进行利害轻重之陈述，要张学良自留身后之路，谓：“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部下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张学良听后，顿时变色反问蒋介石：“尔尚如此倔强乎？”蒋则又反问张：“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尔小子何知，乃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
张闻蒋这一段反责的话以后，据蒋自己说，是“低头不语。移时间：‘真无考虑余地乎？’”应德田对此没有记载。蒋并“挥之日‘去休！’”而王氏所编蒋氏年表则说张学良是自己提出走的，张说：“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蒋才挥手令去。蒋是尽量把自己打扮得英勇和威武一些。
下面，蒋就张要他搬家和吃饭之事，进一步强硬起来。后张学良因为杨虎城部下冯钦哉和王敬哉投降中央军，怕蒋于杨虎城处被劫走，便劝蒋移居高公馆，以保蒋之安全。张学良对蒋说此处不安全，请蒋换一个住处。蒋言“余不需汝保护”，并闭目不理。半小时后，张又请蒋吃饭，蒋则拒之曰：“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血汗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张见此况，久而辞去。邵力子即进室劝蒋辞职。蒋表示回京后可以向中央辞职，但在部下劫持之下，决不辞职。他说：“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答应何种条件，余亦宁死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
此时黄埔八期宋文梅又来劝蒋和张学良谈判。蒋更侃侃而谈，以炫耀他的人格：“我在学校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为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