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邹决心反共，便到上海会见戴季陶、谢持、邵元冲、叶楚伧、居正等商议于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1月23日，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居正、戴季陶、石瑛、邹鲁、覃振、石青阳、叶楚伧和候补中委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等共12人，加上中央监委谢持、张继、吴稚晖共15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是为西山会议，参加者称为“西山会议派”。议决取消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党籍。12月2日，议决开除谭平山、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9名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并发表大会宣言。12月4日又议决开除汪兆铭党籍六个月，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职务。进而宣判汪罪三项：
（一）任凭鲍罗廷操纵本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二）廖案后，听鲍罗廷唆使，放逐胡汉民。
（三）特别擢拔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长。12月14日，另设中央党部，于上海环龙路44号，处理党务。
面临如此情势，蒋介石当时是不得已而站在汪精卫一方，反对西会议派的。他在1925年11月7日，即他的小册子中声言：“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又说：“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进而又说：“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的真正信徒。”接下去又说：“总理面谕，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前面这些话是强调他坚决联俄和拥护鲍罗廷。又说：“现在总理死了，各位俄顾问对本党的努力，仍然与在日一样，以亲爱的精神，以同志的资格，有事大家商量，互相讨论求得真理，谁的主张有道理，就实行谁的主张，并没有一些勉强和迁就的事情。”这后面的话，又把前面的话否定了。既然听鲍罗廷的主张，又何必讨论呢？他是软中有硬，处处表示出独立自主的刚强思想锋芒，但表面上，则不得不装得极端拥护联俄容共和听鲍罗廷主张的样子。
12月5日，蒋就发表亲苏讲话，强调团结反对分裂，并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辅相成，甚至相同：“我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之旗下，为实行我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吾愿本党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终生终死，本我亲爱精诚之教训——直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也”。
12月11日，演说表示应服从俄国人的指导，12月25日，又说；“总理深知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也”。
当时蒋介石，按其本来性格和本来思想，是坚决的反共人物，也不善于作伪屈从。但遇到自己权位受到威胁时，他也开始屈从并伪装亲苏亲共，以保其权位，权位乃为其第一位的生命价值。当时全国人民反帝和扶助工农的思潮，正汹涌澎湃，连吴佩孚也曾于1923年以前高唱过“劳工神圣”。而此时广州国民政府中，右派胡汉民已经出国，林森等远在北京，汪精卫和苏俄鲍罗廷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中又增加林伯渠为中央常委。则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占有绝对优势，只要蒋稍有不满，便会被踢出黄埔军校和解除军职及一切职务。因此，蒋便不敢像对孙中山那样直抒己见和来去自如。而是为保权位，不惜伪装和假唱左派高调。对此，黎东方有一种解释，很可回味。他说：“蒋公当时的处境，极端艰苦。他在内心上是反共的，同情居正等人；然而有军校与国民革命第一军的职务在肩上，处在英帝国主义与俄籍顾问双重威肋之下，怎能轻易表示真正的态度，使得国父与他自己惨淡经营的一点点革命基础，毁于一旦？因此，他不便明白说出大家不可改信共产主义”。
这种解释，透露了蒋的心思，但要说他为国父的革命，为反对英帝国主义而作伪，则不正确。他从没有真正服从过孙中山的领导，当孙中山指挥护法之战时，前方急需军官，而蒋则一次次拂袖而走，如他自己所说，“合则留，不合则去”。孙中山为此批评他专断任性，像个君主，稍不合己意就拂袖而走，个人意气太重，叫他要为革命，而不要为个人。对他的这种批评，直到孙中山1924年11月北上之前，一直不断。这一切说明蒋是为个人权位或权威而不服从领导，并不是为了什么革命。而这次作伪，则是为保位。至于说他不便明白说出来，不叫大家改信共产主义，则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他明明提出“要照俄国的革命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叫大家信仰三民主义，也信仰共产主义。并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相辅相成，互相为用，并未暗示反共之事。这种作伪，一直继续到1927年3、4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