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已好，这药丸就留着，待以后复发时再用。
医生却拔出手枪，说道：“肌体无病，心中有病，这药非吃不可，这是大总统的命令。”
至此，赵秉钧方才明白，这是袁大总统赐死。无奈，他长叹一声，将药丸送进嘴里，只片刻，赵秉钧便七窍流血，挣扎一阵后，气绝身亡，成了袁世凯杀人灭口的第三人。时为1914年2月17日。
赵秉钧死后，袁世凯佯作悲痛万分，下令拨给治丧银一万元，按陆军上将例从优议恤。开吊之日，还派专使致祭，并亲书挽联云：弼时盛业追皋陶，匡夏殊勋懋管仲。他把赵秉钧比作古时辅助帝业的贤臣皋陶、管仲。怆怀良佐之余，又加优恤，谁会怀疑，是他杀害了赵秉钧呢？其用心可谓险恶、狡诈！
洪述祖在“宋案”内情揭露后，根据赵秉钧的指使，转道济南，去了胶州湾海滨的青岛德租界，剃须乔装，化名王兰亭。后鉴于全国舆论吁请惩办“宋案”凶手，袁世凯便派员去青岛，言明要将洪述祖引渡，押解北京处理。洪述祖知道袁世凯的手段，若被引渡，十之八九性命不保，便许以高价，买了德国警务长的一座蹩脚住宅，在这位警务长的庇护下，未被引渡。袁世凯不敢得罪德国人，便以“查无着落”了事。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一片讨袁护国声浪中忧惧而死。洪述祖以为时过境迁，“宋案”已被人遗忘，便绕道日本，秘密到了上海，化名张皎安，凭屋居住在美租界。他在青岛时曾向祥丰洋行借贷一万五千两，但走时连招呼也不打一个，祥丰方面以为他逃债，便追踪来沪，委托律师，向租界会审公廨控告他逃避债务。
1917年4月29日，会审公廨审理此案。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国民党人立即商讨办法，决定逮住洪述祖，提出公诉。30日下午，当洪述祖从会审公廨出来时，被一个少年紧紧揪住，哭喊道：“洪述祖，还我父亲血债！”
此少年是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他与宋教仁生前的友人刘白等早已等候在此。众人将洪述祖扭往会审公房检察处，检察处经核查，确认供述祖系“宋案”要犯，遂移解北京地方审判厅。
经数次预审后，9月7日做出最后裁决，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向北洋政府大理院上诉。岂料翻案不成反送命，大理院以北京地：疗院量刑太轻，改判死刑。
1919年4月5日，洪述祖被押赴刑场，处以绞刑。
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名传奇式的人物，他就是有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王亚樵从事暗杀活动是从1924年受命除掉齐燮元手下的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开始的。此后，他策划了多次轰轰烈烈的暗杀活动。
王亚樵的暗杀活动许多具有进步意义，因而引起了当政者的极大的不安。特别是他在1935年11月指派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潜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执行行刺蒋介石的使命遭到失败后，他便成了蒋介石要暗杀的对象。
戴笠及其下属的军统特务开始了对王亚樵的搜捕。
为了逃避追踪，王亚樵从香港潜回，来到对蒋介石政权保持半独立的广西，并在梧州西江岸落下脚来。很快，戴笠的手下陈亦川也来到梧州。王亚樵的同伙余立奎被捕捉，从余立奎的妻子那儿，军统特务得到了王亚樵的有关情况，并由她引路找到了王亚樵的住所。由于王亚樵没有防范，这次他终于没有逃脱军统特务的魔爪。
几天后，《中央日报》刊出了王亚樵在梧州大东中街被刺身亡的消息。并称王亚樵身中三枪，被剑刺中两刀，形状惨烈。一代暗杀大王，竟然死于军统暗杀者的刀枪之下。
汉奸吐真言
1938年2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上海的帮会流氓成立了一个名叫黄道会的汉奸组织。该组织以发扬黄种人道德为号召，以青帮分子为核心，广泛吸收帮会分子加入，一下便发展到了一千多名会员。它在成立的一开始，就制造了一连串震惊上海的恐怖暗杀案，妄图以残酷的镇压来维持日本在上海的殖民统治。
黄道会杀手杨嘉初在新亚饭店暗杀了《社会新闻报》编辑蔡钓徒，事后又将死者的头颅割下，悬挂于法租界薛华立路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还贴上写有“抗日分子结果”字样的纸条，以震慑民众。
不久之后，黄道会、曾寿康等奉会长常玉清之命，暗杀了拒不担任汪伪政府教育部长的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该会萧柳翔与此同时又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暗杀了戴泳。
这一系列的血案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慨，他们积极配合公共租界捕房进行侦查，终于在该会成立7个月之后，侦破了案件，惩处了黄道会的一些案犯，还对会长常玉清发出了通缉。这一举动对黄道会这个暗杀集团打击不小。
民国时期的有些暗杀案，在案件发生不久便暴露出了掩藏在其背后的不少内幕。由于其中的几个暗杀案是由当权者策划的，他们便一不做二不休，通过制造另一次暗杀来掩饰第一次暗杀。
1934年11月，蒋介石手下的军统特务暗杀《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