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练了几个月的兵，终于有了那么一点底气，开始将勇卫营的模板铺向各地。
京师、蓟辽各处新军加起来，差不多接近两万人数。
但其费用、人手、军备都是原来配额中就有的。
例如辽东示范营9000人，难道要额外筹备这9000人的饷银吗？
整个蓟辽，军饷数百万，那钱没有新军之前，还不是每年流水一般流向这弹丸之地？
新政要做的，只不过是在体系进行优胜劣汰。
然后将早已腐朽溃烂的赏罚信道、饷银链路重新理顺，并通过专门项目赋予的政治优先级，来减少中间的漂没与损耗罢了。
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稀缺的资源从来都不是白银。
而是“政治注意力”。
或者更直白些，是永昌皇帝的注意力。在这脏污不堪的百年官场里，新政若是大开大阖，全面铺开，注定是鱼龙混杂的局面，最终只会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明版“百日维新”。
到时候就是奏疏之中处处向好，实际上却处处糜烂。
在整个国家机器生锈卡死的时候，唯有天子的目光所聚之处，才能够如聚光火燧一般，在这死局中开辟出极小、却又具备蓬勃生机的立足点。
政治注意力的稀缺，便是制约新政铺开速度的最大枷锁。
而这个逻辑，放到整个蓟辽棋盘之上，同样如此。
几个月前，在孙承宗与永昌皇帝的第一次君臣问对中，定下的本是辽左、蒙古、东江、辽南四方合力的宏大战略。
但如今，这盘大棋却悄然变了味道。
东江与辽南这两个方向，几乎在第一期的蓟辽方略中被搁置到了一边。
取而代之的，是极其鲁莽、极不优雅的“辽左顶头局”。
不再寻求四方合力，更不去构建海路协同，而就是简简单单地在宁锦方向筑城修堡，要与建州硬碰硬地打上一场。
如此不优雅的战略决择，绝非孙承宗抑或永昌一人之念，而是多方势力相互撕咬、妥协后的结果。其一，是青城之战后，蒙古态势生变。
原本在宁锦一线，察哈尔部还是和大明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抗击建州的。
但在十月入冬之后，孙承宗撒出去的游骑，已经有好几次探查到察哈尔与建州互派信使，暗中勾兑。双方聊了什么，聊到什么地步，就连正在筹备南逃的“鱼皮水饺”都探查不出。
但对于察哈尔有可能的背刺，却不得不防。
这一战略形势转变，自然迫使整个蓟辽的战略重心，不可避免地从宽阔的蓟辽全局上收缩。察哈尔、哈喇沁、宁锦、辽沉这一带，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永昌元年这一战的筹备，在最恶劣的前提下，是以大明同时硬抗察哈尔与建州两方来准备的。囤积物资，兴修堡垒，看似是以守待战，要与建州作过一场。
但本质也是未雨绸缪，提前在这处预防对方联合动手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永昌帝应下这个永昌元年开战的战略，看似大胆，但根底里其实还是受他谨小慎微的性格影响。
其二，便是皇帝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朝中各个派系的牵扯。
过去几个月在京中，有资格参与蓟辽战略讨论的都是些什么人？
马世龙、袁崇焕、袁继咸、孙传庭、孙承宗，乃至洪承畴。
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以蒙古、辽左等地的军功政绩，来作为自己政治进步的踏板。
至于远在海外的东江，因为冬日渤海湾的漫长封冻，连入京参与博弈的资格都没有，被迫在这场权力盛宴中失去了声音。
纵然齐楚浙党（阉党）因为天启朝时与东江创建的旧日联系，试图发出过几声微弱的呼喊。例如霍维华，就曾在公开讨论中提议，在辽东示范营的第一期中添加水营配置，以联通东江。但这般试探，终究在皇帝对东江那晦暗不明的态度前，偃旗息鼓，不敢再继续开口下注。
至于蓝图中准备筹建的第四方势力一一辽南新镇，在这种局面下，自然更是分不到半点残羹冷炙。世人皆以为谋国如对弈，落子无悔。
却不知这庙堂之算，往往是权衡与妥协的畸胎。
众口交相逐利之下，再宏大的蓝图，也要受到人心的影响。
正是战略与权力这两座大山的挤压，导致蓟辽战略异化成了如今“重陆轻海”、“重西轻东”的局面。而原本缺省中，要调往辽南方向担任兵备道的毕自肃，也因此阴差阳错地迎来了他的新差遣。在京中那位担任户部尚书的兄长毕自严的暗中发力下。
毕自肃从诸多候选人之中成功突围，拿到了“边关税务总局”的筹备大权。
这便是真实的大明官场生态。
姻亲、地域、政治、师生、派系利益，如同一张绵密幽暗的巨网，从下至上，层层嵌套。
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政治局势的走向。
这种深植于骨髓的生态结构，是任何雷霆新政在短时间内都无法彻底焚毁的。
只是一这又何必去摧毁呢？
天下事，向来如此，也会一直如此。
辽东督师府，签押房内。
毕自肃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