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月最少寄回去俩三千。娜娜留在家里，我除了钱，还能给什么？
妈妈总在电话里说：“你一个人在外头，钱要攥紧，别大手大脚。有富余就寄回来，妈给你存着，将来你有个急用，都有底子。”所以，从十六岁挣到第一笔像样的工钱开始，我就保持着这个习惯：自己兜里留一点必需的，其余，都流向那个叫做“家”的地方。
弟弟身上里里外外穿的都是我买的，都是城里时兴的款式。妈妈脸上的愁容淡了，走在村里的腰杆似乎也直了些。左邻右舍的议论，也从早年的“可怜娘几个”，慢慢变成了“熬出来了，闺女是真能干”。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改善”。可钱呢？它不会凭空变出来。
我合上存折，那串数字静静地躺在黑暗的抽屉里。六千块的缺口，像一张沉默而饥渴的嘴，等着我用实实在在的东西去填满。
第二天，鸿兵回来了。我们像往常一样吃饭，开房，待到第二天下午。他又回去了。我心里压着缴费的事，但面对他，我只想维持那份好不容易才感觉拉近的“平起平坐”。
他条件好，家底好，有事业。而我，也不差。我有自己的店，有自己的收入——至少，在我自己拼命筑起的心理防线上，是这样认定的。
窗外，暮色四合，远处楼宇的灯火渐次亮起。我站起身，打开灯，昏黄的光线驱散了屋角的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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