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场事故后，日子像蒙上了一层薄雾。表面上一切照旧，心里却总悬着点什么，沉沉的。
红斌回旗里去了，电话比从前更勤，但每次都讲不长。
背景音有时是喧闹，有时是安静的室内，更多的是他父亲沉稳的说话声隐隐传来。
他不怎么主动提事故处理的进展，只说：“我爸在处理，快了，你别操心。”我知道他在这件事上插不上太多手，也怕我担心，就不再多问。
店里春装的生意依旧红火。徐小燕上手很快，已经能独当一面招呼客人。有时她悄悄问我：“霞子，红斌那边……没事吧？”我摇摇头：“他家里在处理。”
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旗里那地方，一点风声就能吹出十里浪。
我虽在青城，也能隐约感到那种无形的紧绷。有两次，红斌打电话来，声音里压着烦躁，没说几句就挂了，隐约能听见那头他父亲语气严厉地在安排什么。
还有一次，他深夜打来，背景是空旷的风声，说刚从一场推不掉的“应酬”出来，“就想听听你声音，”他说，语气里有种使不上劲的疲惫，和一种身不由己的倦。
大概过了十天左右，一个周五傍晚，他直接开车到了青城。
正是打烊时分，徐小燕和小丽刚走。我正低头锁柜子，一抬头，看见他站在门口。脸上的神色却有些沉，像是一种紧绷后的松懈，带着点空茫。
“怎么突然来了？”我直起身，有些意外。他没提前说。
“那边……暂时算是搁下了。”他走到我跟前，没像往常那样立刻靠近，只是仔细看我，像在确认什么。“来看看你。”
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卸下重担后的虚浮感。
“吃饭了么？”
“还没。”
“那……出去吃吧。”我说。他点点头。
我们去了常去的那家饭店，点了几个家常菜。等菜的时候，他喝了口茶，才开口说道：“赔偿的事，我爸……谈妥了。二十万，几家平摊，一家五万。”
他说得很简略，“刘斌他们家一开始想扯皮，想少出或者不出，拖泥带水的。
我爸没让，直接找了治国的爸爸和另外一家能主事的，坐下来把话挑明了。说死了人，该赔的钱一分不能少，也别说谁家多谁家少，就按人头平摊，干净利落，别留下话柄给外人，也别让这事以后翻出来成了谁的把柄。”他顿了顿，嘴角扯出一个没什么笑意的弧度。
他没提对方家里具体如何，也没说刘斌他们最后怎么被家里摁着头认下。
但“二十万”、“平摊”、这几个词背后，显然是他父亲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快刀斩乱麻地了结了这场可能扯皮许久的麻烦。
红斌在这中间，更像是一个被通知结果的当事人，而非参与者。
“你看着……有点不一样，”我把盛好的汤推过去。
“嗯，”他接过汤碗，指尖凉凉的，“是松了口气。事情总算有个了断，不用再悬着了。但也……”他摇摇头，没说完，低头喝汤，“觉得自己挺没用的。这种事，最后还是得靠家里，靠我爸。”
我心里明白他的感受。那不仅仅是疲惫，是仍需依赖父辈庇护的复杂滋味，或许还有些许对自己所处位置的无奈。
“别这么想，”我轻声说，“事情能妥当解决，最重要。你爸……也是为了你好，为了大局。”
“我知道。”他抬起头，眼神深得像不见底的潭，望向我时，才泛起些真实的暖意，“就是觉得……挺没劲的。霞子，在你旁边，我才能觉得踏实点。”
那天晚上，我们又去开了房。洗漱后躺下，他很快就睡着了，呼吸绵长，手臂却一直环着我的腰，搂得很紧。
半夜我醒来，借着窗帘缝里透进的微光，看他眉心微微拧着，即使在睡梦中，似乎仍有解不开的结。我轻轻伸手，抚了抚他眉心。他似乎感应到了，无意识地往我身边靠了靠，手臂收得更紧了些。
清晨我先醒。他还在睡，睫毛安静地垂着，脸上那种紧绷感被睡眠抚平了一些，显出一种近乎脆弱的平静。我没动，就这么看着他。这个男人，在外有自己的事业和骄傲，但在家族和旧事故的庞大阴影面前，依然会流露出需要慰藉的脆弱。
他睁开眼时，我已经洗漱完，叫了早餐送到房间。简单的白粥包子，热气腾腾。
“早。”他坐起身，揉了揉头发，精神看起来比昨晚好了些，眼底的郁色淡去不少。
“早，吃饭。”
阳光透过纱帘照进来，房间里暖洋洋的。我们安静地吃着早饭。
“我上午得去趟五川，”他放下筷子，语气恢复了平常的沉稳，“那边工地上有点事要盯着，得离开几天。大概……三四天回来。”
“嗯，路上一定慢点开车。”我把剥好的鸡蛋递给他。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笑，是那种暂时抛开了烦扰、从心底透出的暖意。“霞子，有你在，真好。”
红斌去五川后，日子又回到之前的轨道。
他每天都会打电话来，时间不定。说的多是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