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早晨来得慢。
我站在玛黑区办公室的窗前，看巷子里的面包房老板把一筐法棍从货车上搬下来。法棍的包装纸在晨风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纸角被风掀起来，露出里面金黄色的面包皮。面包房老板是个矮胖的法国男人，穿了一件白色的工作服，领口松垮地翻着，袖口沾着几点面粉。他把筐子搬进店里，又出来搬第二筐。货车的后门开着，车厢里堆着十几个这样的筐子，法棍的香味从车厢里飘出来，混着清晨的潮气，在巷子里散成一股暖烘烘的味道。
苏小暖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邮件。邮件的打印纸是米白色的，边角被打印机的滚轴压出了一道极浅的折痕。她把打印纸放在我的桌面上，手指在邮件的抬头位置停了一拍。“巴黎郊区一家孤儿院的院长寄来的。院长叫玛丽-泰蕾兹，是个修女。她说孤儿院的孩子们看了《第九十天》的法语版，有一个六岁的男孩每天在院子里用泥巴捏碗，捏完就放在窗台上，说等碗干了要送给一个叫周小舟的人。”
我把打印纸从桌面上拿起来。邮件的正文是用法语写的，字迹是打印体的衬线体，每一行的行距均匀，纸页的下方有玛丽-泰蕾兹的签名，签名的笔迹很细，横画的收笔处有一个极小的顿笔。我把邮件看了两遍，然后把打印纸折好，放进口袋里。“联系孤儿院，下周带周小舟去一趟巴黎。”
苏小暖把打印纸从桌面上收起来，折好，放进文件夹里。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薄西装，里面是白色的圆领打底，下面是深灰色的直筒西裤，裤脚盖住鞋面。头发扎成低马尾，用一根银色的细发圈缠了三圈，发尾垂在西装的后领边缘。她把文件夹合上，放在桌面上，和那排文件的边缘对齐。“要准备礼物吗？”
“不用。让周小舟带他的画去。”
周小舟到巴黎那天，戴着他上法语课用的耳机。耳机是白色的，线控上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孔，耳机线从棉服的口袋里伸出来，在胸前绕了一道弯，末端的插头插在平板电脑的接口里。陈萍在机场的到达大厅里给他整理了一下领口，他把耳机从耳朵上摘下来，放进口袋里。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服，领口翻出白色毛衣的领子，下面是深灰色的棉裤，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鞋带系得很紧。他的脸颊被机场的暖气烘得微微泛红，鼻尖也是，但眼睛很亮，瞳仁在到达大厅的灯光下泛着黑亮的光。
我们坐车去巴黎郊区的孤儿院。车窗外是灰白色的天空和光秃秃的梧桐树，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动，树下的地面上落着一层枯黄的叶子，叶子的边缘卷曲，在风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周小舟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把平板电脑架在膝盖上，屏幕上开着法语课的课程表。他把课程表翻到第三页，手指在“ière”这个词上停了一拍，嘴里念了一遍，声音很轻，像是怕打扰车窗外的树。
孤儿院在一栋老建筑里，外墙刷着浅黄色的石灰浆，墙根处有一片一片的剥落，露出底下灰色的石头。院子不大，地面铺着浅灰色的石板，石板缝里填着细沙，沙面上留着几道被扫帚扫过的浅痕。院子里有十几个孩子，最小的三岁，最大的十岁。几个孩子蹲在院子角落的水泥地上，手里拿着泥巴，正在捏什么东西。一个穿深灰色修女袍的女人站在院子门口，腰间系着一根黑色的棉绳，脸上有很多皱纹，但眼睛很亮。她走到我们面前，手指在修女袍的腰绳上停了一拍。
“我是玛丽-泰蕾兹。你们来了。”
她说话的声音很低，每个字之间的间隔比正常说话长一点点。她把我们领到院子中央，指着角落里那个蹲在水泥地上的男孩。男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毛衣，领口松垮地翻着，下面是深蓝色的棉裤，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的布鞋。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鬓角剃得很干净，脸型偏圆，颧骨不高，下巴上有一颗极小的痣。他蹲在水泥地上，面前摆着一排泥碗，碗壁很厚，碗底刻着歪歪扭扭的梧桐树。树干的线条不直，树冠用四条弧线拼成，弧线的末端没有上翘，直直地伸出去。
周小舟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他从口袋里拿出铅笔和画纸，画了一棵银杏树。树冠用三条弧线拼成，弧线的末端微微上翘。卢卡看着画纸上的树，用手指在树干上摸了一下。
卢卡把泥碗从水泥地上端起来，递给周小舟。碗壁很厚，碗底刻着一棵梧桐树。周小舟把碗接过来，翻到碗底看了一眼，然后把碗放回水泥地上，从口袋里拿出铅笔，在碗底的梧桐树旁边画了一棵银杏树。卢卡看着碗底的两棵树，用手指在银杏树的树冠上摸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周小舟，说了一句法语。
玛丽-泰蕾兹修女在旁边翻译：“他说‘这棵树是春天’。”
周小舟点了一下头，把铅笔放回口袋，在卢卡旁边坐下来。两个人一起看着碗底的两棵树。巴黎的早春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两个孩子的肩膀上。
玛丽-泰蕾兹修女把我领到孤儿院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