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些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商铺、写字楼、停车场、仓库，一处一处地跑，一件一件地贴封条，一份一份地做笔录。封条是白色的，上面印着“金柳市公安局案件查封”几个红色的大字，贴在玻璃门上、卷帘门上、办公室的门上，像一块一块的膏药，贴在那座城市的皮肤上，提醒着每一个经过的人。
这里的主人出事了，这里的钱不干净，这里的一切都要被重新清算。
消息传得很快。当天下午，金柳市的商界就炸了锅。
那些跟杨宝昌有生意往来的人，那些在杨宝昌的公司里有股份的人，那些从杨宝昌手里借过钱、贷过款、转过账的人，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疯狂地打电话、找关系、探口风。有人打到了杨大川的办公室，杨大川不接，有人打到了刘长河的秘书那里，秘书说刘书记在开会。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公司大门被贴上封条，看着自己投进去的钱变成了一堆被锁在玻璃门后面的、看得到摸不到的桌椅板凳和电脑，看着自己辛苦经营了多年的生意一夜之间变成了“涉案资产”，心里有恨，有怨，有恐惧，有无助，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一个“不”字，因为杨宝昌的案子太大了，大到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都要跑到省里去告状，大到省厅调查组在公安局里坐了一个多星期还没走，大到凌平市的政法委书记亲自带人来抓人、带枪、带防弹衣、带不要命的劲头。
一天之内，郑重带人查封了杨宝昌在金柳市的三十七处产业，冻结了二十三个银行账户，扣押了十二辆汽车、三台挖掘机、两台铲车。
光是贴封条就用掉了十四卷胶带，光是做笔录就写秃了八支笔。经侦大队的警察们从下午两点一直忙到晚上九点，连晚饭都没顾上吃，有人蹲在查封现场吃泡面，有人靠在警车上啃面包，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往嘴里塞饼干。
郑重最后一个查封现场是城北的一家物流公司。这家物流公司是杨宝昌名下最大的合法产业之一，占地三十多亩，有仓库、有停车场、有办公楼，光是员工就有两百多人。郑重站在物流公司的大门口，看着那扇铁艺大门被贴上封条，看着门口的保安被通知明天不用来上班了，看着几个还没有下班的工人站在远处，用一种说不清是惋惜还是庆幸的表情看着这一切。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掏出来看了一眼，是一条消息，杨大川发来的，只有一行字：“省里有人打电话来了，问查封的事。我顶着呢。”
郑重把手机装进口袋，没有回复。他知道杨大川顶着的不只是一个电话，是省里那些跟杨宝昌有生意往来的人的怒火，是那些人的关系网，是那些人的后台和靠山。
晚上十点，郑重结束了最后一处查封，让经侦大队的警察们先回去休息，自己开着车往住处走。
他的住处是南州市公安局在金柳市租的一间公寓，在城北的一条安静的小街上，离金柳市局不远，开车不到二十分钟。他把车开得很慢，不是因为他累了，是因为他在想一件事。
杨宝昌在金柳市的产业被查封了，暗地里的那个昌哥会有什么反应？他会坐视不管吗？他会在境外遥控指挥吗？他会派人回来报复吗？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产业，因为他的钱早就转移到了境外，转移到了那些查不到、冻不了、拿不回来的地方？
车驶进了一条没有路灯的巷子。这条巷子他走过很多次了，是回住处的近路，虽然黑一些，但能省五分钟。巷子两边的墙壁很高，墙头上爬满了枯藤和常春藤，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几颗星星从藤蔓的缝隙里漏下来，发出微弱的、像快要熄灭的炭火一样的光。郑重打开了远光灯，车灯的光柱照亮了前方坑坑洼洼的路面和路面上几片被风吹过来的枯叶。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身后两百米的地方，有一辆没有开车灯的黑色轿车，一直在跟着他。从物流公司出来的时候就跟上了，跟了二十分钟，跟了十几条街，跟了三个红绿灯，跟进了这条没有路灯的巷子。黑色轿车的挡风玻璃后面，坐着一个人，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他的双手握着方向盘，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叩着，节奏很快，像一个人在倒计时，在等一个信号，在等一个时机，在等一个可以动手、可以收网、可以结束这一切的机会。
巷子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右侧是一堵墙，左侧是一条更窄的巷子。
郑重需要在这里右转，但右转的方向是一堵墙，他必须在丁字路口左转，进入那条更窄的巷子。他把车速降了下来，打左转向灯，准备左转。就在他的车头刚刚偏向左侧的那一瞬间，那辆黑色轿车突然加速，从后面冲了上来，车头对准了郑重那辆车的右后侧，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低着头，瞪着眼，用尽全力撞了上去。
巨大的冲击力把郑重的车撞得横了出去，车身在原地转了半圈，轮胎在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像一只被踩住了尾巴的猫在惨叫。
郑重的头撞在了车窗玻璃上，玻璃碎了，玻璃碴子扎进了他的额头，血从伤口里涌出来，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糊住了他的左眼。他的身体被安全气囊顶在座椅上，肋骨被撞得生疼，像是被人在胸口上踹了一脚。他的意识在那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