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19年回西安的。
辞了上海的工作，回到母校西安外国语大学，一边读博一边任教，当然，我和我的老上司陈总依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有人问我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外贸公司不干，跑来教书匠。我只能说，不用挣钱了，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这话听着有点欠揍。
但确实是实话，我老婆家里有钱，我们家财务自由了，不用再为经济问题发愁了。
老婆是我的高中校友，我们一起经历过许多事。后来在前几年的同学聚会上重逢，她说她找了我很多年，还专门从国外回来。然后就顺理成章地恋爱、结婚。
婚礼那天，高中那些熟人都来了。
最让我惊喜的是，消失多年的麒翔也托人送来了礼金，他在东南亚当了几年雇佣兵，现在混得风生水起，可惜这辈子都没法回国了。
后来，沐恩喝多了，抱着我哭。王锦端着酒杯过来，笑嘻嘻地说：“任戟，我们这届四大校花，有三个都被你泡到手了。还好我结婚早，逃脱了你的魔爪。”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数了数，李菁、房晶、朱依依……好像还真是。
婚后生活还算和睦。我老婆有点小脾气，但我基本都让着她。她不想生孩子，说自己是丁克。我说无所谓。
我们就这么过着，她在西安找了个外企上班，我在西外教书。周末一起吃饭、看电影、逛公园，偶尔在周边旅游。
有一年，我带着我老婆，楚涵带着小熊姐，再加上小鹤姐一个人，我们一行五人重返桐庐，故地重游。
我们三人给楚涵和我老婆讲述着，当初我们是如何救下范女士，如何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几天，而范女士又是个怎样的人物。
2021年秋天。
疫情之后，一切都慢慢缓过来了。街上的人多了起来，店铺开了门，游客重新涌进这座古城。断断续续地，我在西安待了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节奏。
那天下着小雨，我去雁塔区办点事。办完出来，雨还没停，我打着伞，沿着那条街慢慢走，不知不觉就走进了回民街。
雨中的回民街和平时不一样。游客少了，店门口的红灯笼湿漉漉的，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有几家店开着门，飘出烤馕和羊肉的香味。
我走到一家茶馆门口，停下来，不是因为想喝茶。
是因为看见了一个人。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剃得很短，脸上有了皱纹，但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我认得。
十八年了。
他正和对面的两个人说话，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对面两个人一看就是中东地区的人。他们说得是阿拉伯语，我猜。他比划着，偶尔笑一下，看起来很放松。
我站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他。
他忽然转过头，朝窗外看了一眼。
然后他愣住了。
我也没动。
他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他对对面的人说了句话，站起来，走出茶馆。
我们站在回民街的石板路上，小雨落在我们之间。
他先开口。
“任戟。”
声音有点沙哑，带着西北这边特有的干涩。
我说：“博伦。”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太多东西，我读不全。
“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我在西安工作。你呢？”
他指了指茶馆里面：“陪客户。我干翻译的，阿拉伯语。”
我点点头。
“进来坐坐？”他问。
我跟着他走进茶馆。
他对那两个人说了几句阿语，那两人点点头，起身走了。我们在窗边的位置坐下，他给我倒了杯茶。
“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
“2018年。先在枱州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来西安了。”
他点点头。
“我在宁夏待了很多年。”他说，“改头换面，重新开始。学阿语，做翻译，后来慢慢有了客户，就全国各地跑。”
我看着他。
十八年了。
当年那个瘦弱的高中生，那个被逼得家破人亡的少年，现在坐在我对面，穿着普通的衣服，喝着普通的茶，说着流利的阿拉伯语。
“挺好。”我说。
他看着茶杯，沉默了一会儿。
“你呢？这些年怎么过的？”
我说了。
湖州，巴黎，上海，房晶，回来，结婚，西外。
他听着，偶尔点点头。
我们喝茶，聊天，说这些年的事。他说他在宁夏认识的人，说他跑过的国家，说那些沙漠、骆驼、清真寺。我说巴黎的塞纳河，上海的徐家汇，西安的兵马俑。
谁都没提当年那些死去的人。
谁都没提南屯那个仓库。
谁都没提那场七对七的生死战。
我们就像两个普通的、很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坐在一起喝茶，聊着有的没的。
雨停了。
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