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才要你帮忙。”永徽帝笑道，“朕打算成立一个编纂班子，以你为首，再从翰林院、史馆、秘书监抽调几个学问扎实、记忆力好的年轻人。朕每日抽出一两个时辰，口述往事，你们记录整理，再补充相关档案文书。如何？”
张浚起身深深一揖：“老臣荣幸之至，定当竭尽全力。”
三日后，编纂班子正式成立。除了张浚，还有四位翰林学士、两位史馆修撰、三位秘书监官员，都是四十岁上下、在朝中已有十余年阅历的中年才俊。他们在甘露殿旁的文思院设了值房，每日辰时入宫，酉时出宫，开始了这项浩大工程。
第一次口述是在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
永徽帝坐在文思院的正堂上首，面前放着香茶。张浚等人分坐两侧，每人面前都有小案，备有纸笔墨砚。屋外春雨淅沥，打在院中芭蕉叶上，发出沙沙声响，更衬得屋内宁静。
“今日就从朕登基之初说起吧。”永徽帝喝了口茶，缓缓道，“朕记得很清楚，那是泰安二十八年三月初六，父皇宣宗皇帝驾崩七日后，朕在太极殿即位。当时朕三十五岁，说年轻不年轻，说老不老。”
一位翰林学士迅速记录着。
“即位后的第一道难题，不是外敌，不是天灾，而是……”永徽帝顿了顿，“而是朕的那些皇叔、皇伯们。”
堂中众人会心一笑。这是公开的秘密，永徽帝即位时，几位年长的亲王确实颇有微词，认为应该兄终弟及而非父死子继。
“秦王叔，朕的三叔，当时掌着左卫军；楚王伯，朕的大伯，管着宗正寺；还有赵王、齐王……一个个都是朕的长辈，在朝中根基深厚。”永徽帝回忆着，眼神有些悠远，“朕当时若强硬处置，必生祸乱；若一味退让，则君威不立。难啊。”
张浚接话：“老臣记得，陛下用了半年时间，慢慢调整。先是加封诸王食邑，稳住人心；然后借着整顿禁军的机会，将秦王调任闲职；又通过宗室禄米改革，削减了楚王的实际权力。步步为营，不露锋芒。”
“对，但也不全对。”永徽帝摇头，“你们只看到表面的步骤，却没看到背后的考量。朕当时每日与几位心腹重臣商议至深夜，分析每位亲王的性格、软肋、人际关系。秦王好面子，就给他加封太傅虚衔；楚王贪财，就许诺其子孙世袭某地盐引；赵王与齐王不和，就利用他们的矛盾……这些手段，说不上光明正大，但确实有效。”
他看向几位年轻的编纂官：“这些都要记下来。为君者，不能只讲王道，有时也要用些权术。关键是要有度，过了就是昏君，不及则是庸主。”
雨声渐大，内侍进来添了灯烛。永徽帝继续讲述，从处置宗室讲到整顿吏治，从第一次大计考核讲到设立“风闻言事”制度。他讲得很细，有时说到某位官员的轶事，还会笑起来；有时提到某项政策的失误，又会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陛下，关于漕运改革一事，”一位史馆修撰问道，“档案记载，永徽六年您力排众议，将江南漕粮的三成改为海运。当时反对者众多，认为海运风险大、损耗多。您是如何决断的？”
永徽帝笑了：“这事儿有意思。当时朕也不是十分有把握，但算了一笔账。运河漕运，沿途关卡林立，漕丁、纤夫、闸吏层层盘剥，一石粮食从扬州运到洛阳，实际损耗高达四成，还要耗时两月。海运虽然有大风大浪之险，但直来直去，没有中间环节，算下来损耗反而只有三成，时间更缩短到二十余日。更重要的是……”
他眼中闪过狡黠的光：“更重要的是，海运掌握在朝廷手中，运河却牵扯太多地方势力。你们想想，那些靠着运河吃饭的官员、胥吏、商家，能愿意看到漕运改革吗？他们反对得越厉害，朕就越觉得这事该做。”
堂中众人相视而笑。这位皇帝的心思，果然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深得多。
口述进行了整整一个时辰。结束时，永徽帝显得有些疲惫，但精神很好。他看着满堂奋笔疾书的臣子，忽然问道：“你们说，后世子孙看到这些，会怎么评价朕？是会赞朕英明，还是会笑朕太过算计？”
张浚正色道：“老臣以为，后世明君必会感激陛下坦诚。治国理政，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事。陛下将这些权衡、算计、不得已都写出来，正是给后来者最好的借鉴。”
永徽帝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编纂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有时永徽帝精神好，能连续讲两三个时辰；有时身体不适，就只讲半个时辰。他讲的内容包罗万象：如何应对永徽十二年的大旱，如何处置江南织工闹事，如何与萨珊波斯建立外交，如何在宗室禄米改革中平衡各方利益……
每讲完一个主题，编纂班子就会整理出初稿，呈给永徽帝审阅。皇帝看得很仔细，常常亲自修改，在边批上写下“此处不够详尽”、“这个例子不妥当”、“加一段当时朝议的情况”等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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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讲到“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时，永徽帝看着初稿，提笔加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