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滇池樱花节，除了“一举三得”的好处外，其实还暗怀针对性——倭国樱花节。
当年她在灭金战争后回到京城，与名可秀细说起出使倭国的所见所闻，此前虽有信件往来，却总不及亲口言说来得仔细，其中便说起倭国权贵间流行的赏樱会：从天皇到公卿到武家，每年都有赏樱宴，不会赏樱的就称不上贵族，歌咏樱花之诗比比皆是。还吟了几首在倭国很出名的咏樱和歌。
名可秀年轻时曾去过大理国游历，观过滇池樱花的绚烂景色，笑着说道：“赏樱之美在于生死之间。花开七日，满开只一日，花开时绚丽灿烂，花谢时纷落壮美。因花时短，花开更显灿烂，而花落则增凄美——不乏有人就喜欢这种美。”
她秀眉扬了扬，“草木可喻性。如果一国权贵都喜欢某种花，必然带着象征意义。”就如儒生喜欢梅菊兰竹，因可比喻君子的品质。
“盛唐时以牡丹为最美，为何？因为花中富贵的牡丹最能象征大唐气象。至我朝文人更喜梅、菊、兰，因国初起就崇文抑武，儒家士大夫地位最高，崇尚君子，以清雅为美。而今喜欢牡丹的也越来越多了，洛阳的牡丹花会比以前更盛。这就是国家文治武功都走向强盛的气象所带来的变化。”
她笑了笑，“从倭人咏樱的和歌中，可见其欣赏的是从生命到死亡那短暂灿烂之美。正因短暂，更显得生时灿烂。倭国地狭，资源匮乏，国之气度不可能大气，欣赏不了富贵雍容的牡丹，也只能爱生命短暂的樱花了。
“既以荣耀的生为美，亦以凄烈的死为美。正是：生之荣重于泰山，而死轻于鸿毛，故可为了生时的荣耀轻易舍生。就像你说的倭国武士决斗失败便切腹自杀。可见不以死亡为惧，或许是另一种圆满，故舍生易，忍辱偷生难。”
卫希颜长叹一声，“每次听你剖析人性，我就觉得背脊发寒呀。”太精辟了！
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卫希颜自忖这方面不及。
名可秀悠悠一笑，沉吟后道：“生命不易，由来贵重。轻己生命者，岂能重他人生命？——若倭国武士道如你所说之道，此道不可取。”
卫希颜点头，她说：“我犯了个错误，与武士道根本对立的，是儒家。”
孔子说，仁。
孟子说，仁者，爱人。
故儒家重视生命，强调以和为贵，不宜妄兴刀兵。
而武士道崇尚刚猛，崇尚强者，尊奉的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
儒家认为君子怀德，以德服人。
而武士道信奉武力为尊，以力服人。
孟子说舍生取义，武士道也崇尚舍生取义，但武士道的“义”不同于孟子的“义”。
秦将白起坑杀三十万赵国降卒，为了秦王，为了秦国的长远利益屠杀敌人——但白起遭到了秦国国内的强烈抨击，后世儒生写史也均将白起评为暴将，斥他不仁。
这就是儒家的“义”——正义，仁。
在卫希颜那个时空，日军在南京屠杀三十万中国平民，日本国内却不以为罪，因为日军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屠杀敌人——这符合武士道的“义”，为主君，为国家尽忠，。
儒家讲人性，讲“善”与“恶”的对立：要克制恶，弘扬善。
武士道讲强者，没有“善”与“恶”的对立，而是“强”与“弱”的斗争：强者生，弱者死，天经地义。
如果没有道德准则的约束，武士道就是培养一群崇尚武力的暴.动分子。
卫希颜揉着自己的指节，“我之前想用佛教引导倭人的武士道——这是个错误：禅刀引导不了武士道。禅学只能教会他们苦修以忍，穷尽精力，刻苦获得力量，却教不了他们容忍别人，平和处世。相比佛家，儒家才是更合适的。”
名可秀点头赞同，“孔曰取仁，孟曰取义。儒家之德，方为根本。如我华夏武道，强过倭国不知凡几，却提倡的是‘行侠仗义’的‘侠士道’，而非‘武士道’。因何有此差异？——皆因儒家为华夏文明之主流，是国家秩序之本，当然也成为武者尊奉之理。”
武者当为侠，所以对武者敬称侠士，侠士之上为大侠。故有白道为正、黑道为邪之分。固然白道不一定都是行侠仗义，而黑道也不尽是作奸犯科，但有白道、黑道之分，就表明武林中以正邪善恶为分，而不是唯强者论。再高的高手，你滥杀无辜，那就是魔头，人人得而诛之。
卫希颜既已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便要重新布置。
虽然晚了点，但还不算太迟。
就算迟了，那又如何？
便如名可秀笑着对她说的：“倭瓜若长歪了由得它长去，大宋强大才是根本。”
卫希颜也笑起来，“或者，做块磨刀石也不错。”用来砥砺大宋军队。
卫希颜想通了就决定不在倭国花费太多精神，不过是个资源匮乏的小岛国而已。她有那功夫，还不如去想怎么图谋吐蕃西藏——雷毒花可不会放着吐蕃不管，没准已经在下套子了。不过，能随手就坑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