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报》、《大公报》、《国子监报》、《太学报》、《文萃报》这些先后雀起的京城大报——程学门人创建的《文萃报》也在其中。
而市井中的话语权，也已大部分掌握在这些民间大报手中，报纸的舆论又直接引导了市井的议论，报纸上的新闻时论比起市井道听途说的消息和朝廷传闻出来的言论都要可信得多，经过七八年见证，已经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信用。如今报上的议论纷纭便也引导了市井的议论，因为无法众口一辞，让市井中的百姓们都当看热闹般津津有味起来。
“好手段啊！”
胡安国喃喃感叹了一声，即使他心头愀然不乐，也还是要为卫希颜的行事赞叹两声，不愧是朝廷中数一数二的帅臣，声东击西的用兵手段，已经用到了舆论之争中。丧礼之争一起，无论朝堂还是士林，谁还将诛伐的重心放在卫名结侣的“有违伦常”之事上？纵然市井中对她二人结侣之事远比丧礼之争的兴趣要大得多，但都是带着小民的猎奇心理，作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谈资，哪有半分卫道之心？如今整件事情都已经被带偏了，即使胡安国等人第一时间就醒悟过来，也因无法掌控朝野的舆论，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局面形成而无法扭转。
“造势啊……”
胡安国又揪了一下眉头，让他真正顾虑的是卫希颜和名可秀二人造势的能力，俨然将舆论引导在手中。
“势”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古来成大事者，无一不是能成功把握“势”的脉搏。胡安国眉毛垂下来，苍老的眼睛里暗云浮动。
以他的心智，将这前后的事情串起来，自然看出从东海之战起，卫希颜，确切地说，是卫希颜与名可秀两人就已铺开了造势之局——胡安国不敢小觑名可秀，甚至心底里将这个局面更多地归于名可秀的手段；之后就是名重生的丧礼，士林清议基于居丧不伐的仁义，暂时捺下了对卫名结侣的诛伐，朝堂又因定谥之争也搁置了此事；然其后卫希颜便以丁忧之奏夺走舆论关注，跟着苏澹发文引起丧礼之争，一步一步，环环相扣，引导了舆论大势，其他书友正在看:。
在这种舆论大潮中，就连枢密副使种瑜是名重生弟子、当世易学大儒和国学士苏澹竟然师出花惜若门下这两桩大事也只引起了人们一阵惊愕感叹后就放过去了——若在往时，单是这两件事做可做许多文章了。而现在，胡安国即使想在上面动些心思，也要顾忌会引得舆论更加混乱，而让卫、名二人浑水摸鱼更得利了。
胡安国不得不权衡利弊。
让他顾虑的事情还不止于此：理学的逐渐壮大也让他感到了威胁。
这个基于“格物致知”建立起来的学派，是从“知行论”的论辩会之后才进入了士林的眼目，但最初还没有引起胡安国等人的重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儒家眼中，前者才是对大道的诠释，而理学派宣扬的“格物致知”则别开蹊径，走的是以实证道的路子，在胡安国等儒家看来，是“形而下者谓之器”，先器后道，路走歪了，只能鼓惑一些涉世不深的学生和喜欢器物争奇、不事正务的宗亲勋贵子弟，不足以对儒门其他学派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随着理学派的壮大，它融合众家学派——初被儒门诟病为杂揉之学——的优势渐渐显现出来，譬如：它以张载创立关学的“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理学的立学宗旨，比起新学的“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程学的“存天理、去人欲，伦理纲常为政”、温学的“以德为政、安民节用”立意更加深远，也更加具体，不仅在凤凰书院学子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子监和太学中也有了一批拥护者。
而提出这四句的张载创立的关学之所以没有成为本朝的“显学”，主要在于张载一生都未能入朝，致使他的学说囿于关中一带，而在他过世后又无得力弟子承继发扬，半数弟子渐渐转入新学和程学，以致关学势微，也让他提出的这四句“大道之义”未能在儒门中显扬——反而是在宋代之后成为人们颂扬的名句。但理学不一样，它在朝有陈旉（司农寺）、沈元（军器监）、韩行俭（司天监）、陆宸（少府监）这些寺监之首；又有任帝师的邵伯温，有掌持《西湖时报》和《国学论刊》的国学士苏澹——这二位都是半脚在朝，半脚在野；还有完全不入朝的名望之士，如蔡发、沈晦、萧有涯、李清照，等等。而有了这些实权官员和朝野名士加入的理学，对儒门的影响力当然不是张载独木支撑的关学可比。
而且，理学派又融入了邵雍创立的先天学派的象数学，所以一开始就有邵伯温的加入；融入了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这三位“一时儒宗”的经学致用、富国强兵之道，支持变法，赢得了朝中以丁起为首新学一党的好感；融入了司马光温学提倡的“务实践真”论，得到了温学之首赵鼎的支持；又因提倡“义利并重”得到了新生学派、以事功为论的浙学一党——以户科给事中许景衡、侍御史吴表臣、福建路转运使陈桷为首——的示好，使理学增加了朋友，减少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