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出来的人才不见得便是文功很高的，尤其在八股取士之后，造就出来的多是庸夫俗子。
当然文道也有诸多法门，古有经、史、子、集号为四库。中夏的文艺虽不像泰西分科那么细密，但人的才分本本来有所偏至，学者、文士、官吏所需的才份多少有些不同。
科举考试选拔官吏，自然不是以学者、文士的标准，但是学者、文士对文化的影响远非官吏可比，可以代表一国文化的最高成就。
况且学者、文士并非不能承担实际的政事，做不了官。只是思想境界更高一些，不容易和官场的不正之风同流合污罢了。
科举考试逐渐完善之后，考试内容也经过一些变迁，唐以诗赋，宋以策论，明清以八股，其实正好是文士、学者和俗吏的区别。
其实考试的内容和实际政务总是有距离的，诗赋、策论固然难以选拔出有真知灼见的人材，经义、八股的情况只有更糟，八股取士的弊病并不在于代圣贤立言，束缚思想什么的，而是离文艺的实质太远，考不出什么水平。
很多文学成就很高的人往往在科举上屡战屡败，因为科举考试是不需要什么文学天赋的，甚至天赋越差越容易出成绩。
古人对考试内容孰优孰劣有过许多议论，有的认为诗赋好一些，有的认为经义好一些，其实考试本不该限以时间，而是应该考较一个人真正的文艺功力，取试的目标也不该只限于官吏，教育是王道仁政的根本，也是仙道制度的保证，显然需要更多的学者文人致力于此。
再者科考内容的不善究竟还是细枝末节，根本的弊病在于官吏是不事生产，只管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