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认为《道德经》是战国时期的产物，确实言之有据。这句话将时势转移看的很清楚，若非对孔、孟、荀子的主张十分清楚，简直就是一种预言了。
而且作者可能没有活到秦始皇统一的时代，不然还可以加一句，‘失礼而后法’。
‘礼’即是民事，‘法’则是刑事。民事案件常较刑事案件的程度为轻，在农业社会里，人们安土重迁，亲戚关系十分浓厚，很多人事纠葛可以用调解的方式解决，诉诸官府被认为是丑事。
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礼是道德的范畴，可以防患于未然，所谓化民成俗，而律法只能在犯法之外加以惩处。
早就春秋的时候就有了竹书、刑鼎，随着商业的繁荣单用道德礼制是不够的。农业社会人们活动范围比较狭小，周围都是亲戚朋友，纵有纠葛还不至于特别恶劣。
商业繁荣必然会出现四通八达的都市，人际交往多是不相干的人，出了事必然要官府禀公裁决。
这样看来，道德仁义礼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各有其适用范围。道家反对圣人制作，希求小国寡民的社会状态，仁义礼法都是器物足备，商业繁兴，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的伴生物。
礼和法都有广狭两义，狭义的礼就是繁文缛节，广义的礼则是典章制度。狭义的法是科条律法，广义的法则是纪纲法度。
商鞅任法而强，秦始皇法酷而亡，汉家则阳儒阴法。
比较起来礼要比法好一些，但礼和法都是适用于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中已经有这种关系，就需要一种新的创设。老子说道德，孔孟说仁义，固然都是很好的德行，但很难让每个人都做到道德仁义的境界。
致治之道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使用什么方法，而不是把陈议很高的理论勉强来用。
秦始皇严刑酷法而亡，文景二帝就改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财力丰足，要开疆拓土，谋求发展，就起用儒士，改正朔，易服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