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葵今年44岁，20岁那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就一直在日本外务省任职，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了，3年前就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历史上他曾出任过日本驻中国大使。还当过伪满洲国副总理、还出任过驻苏联、英国大使，还出任过日本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但很快于1950年获的假释，且再次任职为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幕后参与甚至主导了诸多日本侵略各国统治及外交政策制订。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日本国内仍被认为是对中国亲善人士。
这次他来南京，原本以为自己和南京政府上上下下的关系都不错，会像以往一样南京政府会给足他面子，就算是不给他面子，也会给新上任和中国国民党有着非同一般，特殊关系的犬养毅首相点面子，毕竟自己做为首相特使，代表首相会见南京政府的有关要员。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到了南京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冷遇，尤其是今天又遇到了，这个中国政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何德龙，这个人的确不同与其他的南京政府官员，他思维敏捷，语言犀利，能说善辩，充满了自信，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把握之中。使中国以往的外交风格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对于中方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完全出乎日本代表团的意料之外。一时让他们感到不知如何应对。
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有些坐立不安重光葵经过短暂的沉默以后，他开始在他的老熟人身上寻找突破点，他看了看中方的代表团团长郭泰其说：“郭次长，我们是老朋友了。刚才何先生说停火的前提条件，是日本政府必须对拿出足够的诚意。难道我们这次带着首相的亲笔信来，还不算足够的诚意吗？首相已经表明要对挑起这次事件的那些关东军不法军人进行惩治还不算主动的承担战争责任吗？”
“哦，这个，这个，有关这个问题，还由何助理来回答你吧。”郭泰其支支吾吾的说道。
郭泰其也算是中国的职业“外交家”了，历史上在1932年3月18日以国民政府首席代表身份赴上海英领署参加中日停战会议，与重光葵等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可是淞沪停战协定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以中国承认日军可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把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丧权辱国的协议。
对于这样中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谈判，他还真的有点不会谈，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所以只能把这个问题推给何德龙。
何德龙也能够理解，一个跪贯了的人，你要是让他突然站起来，他会感动有些晕。何德龙很自如的回答道：“这算什么足够诚意，日本政府要是想表现自己诚意，必须拿出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首先日本政府必须有一个很好的认罪态度，之后主动的承担战争责任。”
什么才是主动的承担战争责任呢？
何德龙解释道：“在战争结束后，要履行战争赔偿责任，对战争期间被日本给中国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赔偿。以尽量减轻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受到的伤害和痛苦。从1931年9月18日到到目前为止，日军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在这短短的3个月时间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数万人之多。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少于20亿美元。民间损失也高达10多亿美元的损失，间接损失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损失，更是无法计算。我看这样吧，日本的经济现在也不太景气，日本政府就先拿40亿美元稍稍的表示一下意思就行了。这样虽说少点，少点就少点吧，总归也算我们对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人民军有个交代。我们再做一下人民军的..。”
“叭”菅野正方再也听不下去了，他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他无比愤怒的大声吼道：“你这个支那人也太过份了！你们这伙东亚病夫算什么东西！”
“吁..。”看着被自己给整“毛”了的菅野正方，何德龙学着赶小驴车农民指挥驴停止那样喊了一声，随后轻蔑的笑道：“菅野先生，来是忘吃药了，还是吃错药了？你看看你这样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大喊大叫，多缺乏大日本帝国外交家应有的绅士风度呀。有损你们大日本帝国形象。你们怎么就不能和以前满清清政府官员学一学，他们可没象你这样没有教养，没有风度，没文化。想想甲午战争以后，你们日本人要钱给钱，要地给地，你看过哪个中国官员向你这样大声喧哗了。”
随后何德龙看着重光葵装作一本正经的说：“重光总领事，你得和你们外相或首相反应一下，以后再向中国派外交代表一定先到精神病院检查一下。我看像菅野正方这样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宜做你们日本的外交人员。这样人就是你带出来，事先一定要给他多吃点镇静药，千万别向今天这样，好事都得让他给办炸了，再说对你影响也不好。你说是不？”
在重光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