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向上
序言（我之幸）
我，生于公元1956年元月二十七日，男，小名纪树社，大名纪宏大。一岁多，学走路时，右踝骨节脱臼，致使右脚终生残疾。小时候，家人替我算命，说是个读书的料，以后靠写文章吃饭。出生后几年，碰上大饥荒，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小学停课闹革命。以后又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勤工俭学热火朝天。该上学时失去了“好好学习”的机会。
这时，大人们也在闹革命。我爷爷土改时，划为上中农，我父母作为团结、教育的对象，有时被安排在地、富、反、坏、右一组，接受教育、改造；有时，安排在贫下中农一组，作为团结的对象接受批评教育。活动结束后，我母亲每每愤愤不平，回到家里，一脸的不愉快！觉得分在地、富、反、坏、右一组，受了很大的侮辱。我父亲无所谓，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生产小队的小队长。这个生产小队仅有六户人家，不到三十口人，四清时，就作为“四不清”对象批斗过，还为此退赔了三百多元人民币。以后，历次运动都是挨整对象，所以也就对大小运动习以为常了。
在学校里，老师开口闭口总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这种上中农人家的子弟也是被当做团结教育的对象。后来，我戏称自己是“五类半分子”，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外的“团”一类。在全班同学都加入了红小兵之后，我是最后一个由老师提名，经全体同学讨论同意后，才加入红小兵这个先进组织的。我心里有委屈，有时想，那个整天调皮捣蛋、常常流鼻滴浓的同学，就因为他家是贫农，也在我之前加入红小兵。其实，我也不大在意这些，只是偶尔这样想。我在意的是父母受委屈，我常常提醒自己，尽量不要与贫下中农的后代发生争吵，以免给父母惹麻烦。我这时的理想就是做听话的孩子，做父母的好儿子，不惹父母生气。
一九七三年七月，我初中毕业。本来一九七二年寒假就应该毕业，只因国家调整了毕业时间，将原本定为寒假毕业的先例，调整为暑假毕业，由此，我在初中多读了一个学期的书。这个时期，国家又开始重视教育，后来称这个时期为十七年教育回潮。我在这初中后两个学期才学了点东西。毕业后，我被聘为民办教师。
任民办老师期间，一是年纪小，我当时才十六岁半。二是我是上中农子弟，能当上民办教师，也是难得的福气。我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这时，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合格的民办教师。
一九七八年，高考改革，我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当时，很多好心人鼓励我报考大学。我自己清楚，一个勤工俭学时代毕业的初中生，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墨水，我谢绝了好心人的鼓励。我坚持报考中专。当时，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毕业后吃商品粮，拿工资，有稳定的工作，我还能跳出受村里人白眼的歧视。这年年底，我接到了一所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第二年三月，我就报到入学了。
一九八零年元月，我们这批师范生由于各种原因，提前一个学期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小学任教。一年后，我调到另一所村小任教导主任。工作成绩使我获得了升迁机会。尽管村小教导主任根本就不是官职，但在我看来，它毕竟有别于一般教师。由此，萌发了努力工作，力争做个校长的想法。半年后，我升任校长，又一年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命为中学教导主任。又一年后，我县教育界部分乡镇进行教育改革试点，其核心是老师选校长，校长聘老师。由此，我被老师选为某初级中学校长。上任之始，我提醒自己，努力工作，做个优秀校长。在校长任上，我专心工作了三年。学校年年被评为先进学校，我被评为优秀校长、市劳模、市优秀共产党员。
一九八八年元月，我被上级教育部门任命为某乡镇教育组长。接到任命书后，我鼓励自己，一定不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努力工作，力争做个县教育局局长。一个学期后，我的前任教育组长，本应该到县教育局履新的，他却因为职务不合他的心意，坚持不去上班，而要留下来重新主持教育组工作，在此情况下，我申请调离教育组。我放弃了为实现教育局局长理想而奋斗的机会。
一年后，我调到乡镇工作，任一般干事。由于我是教书出身，横竖都脱离不了教师的模样。乡镇干部中，工农出身的干部占多数，我很难融入他们的圈子。一年后，慢慢适应了他们的工作状态，并经组织部门考核，任命为副镇长。升职后，工作主动权多了，工作范围扩大了，再加上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师范学习了将近两年的正规师范毕业生，文化水平在乡镇一级的干部中，应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慢慢进入了领导视野。由此，我也有点昏昏然，暗示自己，努力工作，争取日后做个副市长之类的官员。
好景不长，我的一些行为招来了某些干部的不满，他们以为，我的趋势，会影响他们的升迁。他们抓住我工作中的过失，联名向市委告状。我受不了这种打击，再加上家庭生活很糟糕，心理压力大，经过痛苦思索，认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