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学校的教学楼和食堂里都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那些大字报虽然也反映出了一些或显或隐的事实，但也有一些并无确切事实的捕风捉影，甚至牵强附会，但无论如何，只要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联系起来，便有了立论的基础，经过一番铺排敷衍就成了一篇篇义正辞严的战斗檄文。
学校大门旁的宣传橱窗里还展出了证明卢鹏举反动思想的证据。其中一件证据是一个写着“金鳞中学团委卢鹏举书记收”的信封。传达室的教工揭发，半年来不断有“卢鹏举书记收”的信件寄到学校，还将一封刚刚收到还没有来得及送给收件人的信交给了学校。学校经过调查，证实是卢鹏举参加市教育局组织的一次教学经验交流会，在经长江赴上海的轮船上认识了外校的一位女教师，那女教师年青漂亮，让他一见钟情，为了讨得她的欢喜，在交谈中便有意无意地自称是金鳞中学的团委书记，没想到她竟当了真，在两人你来我往地热络起来后，还每次都把她对他的尊敬和恭谨写在信封上。还有一件证据是卢鹏举办公桌上的一张玻璃板左下角压着一张射箭运动员张弓搭箭的照片，而玻璃板的右上角正好嵌着一张毛主席的照片，揭发者认为这是卢鹏举明目张胆地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证据。
我们班那张揭发卢鹏举流氓行为的大字报后面被同学们画了那么多的圈，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但不论老师们如何动员，却也没有人站出来对卢鹏举的流氓行为进行指证。为此，邓明玉老师又找过我一次。这次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坐在椅子上，微微地偏着头，用充满期待的眼光看着我，问：“你考虑好没有，能不能告诉我那个揭发卢鹏举的同学的名字？”
我低着头站在她面前，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虽然我不知道说出去将会有什么后果，但杨南雁那坚决的目光使我对那未知的后果保持着警惕。我说：“我不能。”
“那么，你问那个同学了吗？她是什么态度？”
“这就是她的态度。”
邓明玉老师兼任着我所喜欢的语文课教学，好几次将我的作文拿到班里讲评，还让我做了班里的语文科代表，所以，我对她除了对一般老师的尊敬外，还保持着一份特别的好感。她的话让我为难了，低头盯着脚尖，满脸通红地反抗着她那失望的目光。
终于，她摇了摇头，说：“学校正在按市里的统一部署，筹建中学生红卫兵，你阶级成分好，是红五类家庭出生的子弟，平时老师和同学们对你的反映也不错，应该争取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组织，可是你现在这样的表现，叫我怎么帮助你呢？”说到这里，她又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有些无奈地挥了挥手说：“对卢鹏举的问题，学校正在展开历史的现实的深入调查，斗争刚刚开始，什么时候你或者那位同学想明白了，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保证为你们保守秘密。”
从那里出来，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释然，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
下午放学，经过化龙桥汽车站的时候，柳月突然从去她家的那条小巷子里窜了出来，横在我面前，黑着脸对我说：“你跟我来一下。”
我莫名其妙，跟她走进了那条深深的巷道。将近正午的阳光以八十度的斜角从窄窄的天空照进来，使往常经过时不经意一瞥间感觉黑森森的巷道变得敞亮起来。在东墙根下的阴影里，我看到了站在那里的杨南雁。
我们三人成三角形地站定后，柳月问我。“林木生，今天邓老师找你了吧？”
对她这样的口气，我心里老大地不高兴，说：“你怎么知道？”
“邓老师找了好多女同学谈话，说的都是一件事，找你难道不是这件事？”
“找我了，怎么啦？”
“是不是问你是谁揭发卢鹏举流氓行为的事了？”
“是又怎么啦？”
“你没有把是谁揭发了卢鹏举耍流氓的事告诉她吧？”
“就这件事情，至于这样吗？有这么重要吗？”
“这样的事情也不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她两只眼睛瞪圆了，狠狠地盯着我。
我斜着瞥了一眼杨南雁，看见她的两只眼睛也正直直地对着我，心里便虚了，说：“没有。”
柳月松了一口气，又对杨南雁说：“你看，木生没有说。”
杨南雁的脸微微地红了，对我说了句：“对不起。”
柳月转过头来，对我说：“好了，只要你没有说出去，就没什么事了，不过我还是要警告你，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女生的名誉，永远也不可以给别人说。”
她那居高临下，仗义执言的口气，让我感觉受到了污辱，本想反驳她几句，但想起了那天在化龙桥上的惊鸿一瞥，不知道杨南雁是不是把这也告诉柳月了，心里顿时有些惶恐，便什么也没敢说，转身从巷子里走了出来。
几天后，学校正式宣布卢鹏举为“坏分子”。从此，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只能在校内活动，写检查，并随时接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