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一次事，有时多一些，有时只有一两个人。他似乎很清楚各个监狱每年的‘指标’，每次都不会让我太为难。”
雷烈之口中的“指标”是指司法厅每年分配给各个监狱的意外死亡指标，这个指标按照各个监狱的人数以一定比例划拨，只要意外死亡人数不超过指标限额，一般上级不会追究。
雷烈之继续说道：“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事情办得次数多了，我渐渐也总结出了规律。”
“什么规律？”“高总”问道。
“主要有三点。”雷烈之说道，“第一，是北多南少。这些年来，北方人超过了三分之二，而南方人不到三分之一。”
“高总”注意到，雷烈之说话时用的词是“办事”，并且没有说出具体人数，而是使用了百分比，这多多少少减少了一些整个事件的残酷感觉。
“第二，是时间点集中。他们的时间点大多集中在入狱两到四年的这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点，应该也就是王老板交代雷烈之“办事”的时间点。
“第三，就是他们的家庭情况相差很大。这一点——”雷烈之沉吟片刻，才继续说道，“你应该听说过‘混沌理论’吧？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规律才是最大的规律。”
尽管雷烈之说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高总”听来还是有些牵强附会。
“难道您探究的唯一途径，就是‘办事’？”“高总”终于还是忍不住问出了这个直白得有些无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