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已仲秋，蓝天高远，草蔫叶黄，蟋蟀唧唧，紫红的高粱头耷拉着脑袋，苞米绽开了黄澄澄的棒子，向日葵大豆谷子和苏子糜子等农作物也都果实飘香，而深耕过的小麦地却又泛出新绿，这是我们嫩江大平原独有的美丽景象。经过贫下中农们流淌的辛勤汗水的浇灌，庄稼长势喜人，嫩江大地丰收在望。
姥姥家所在地叫龙水泉大队，位于嫩江支流乌裕尔河畔，在这块地面上共有两个知青点儿，一个是上海插队知青的，一个是本地宁年县城插队知青的。在屯子头，下了公共汽车，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背着行李卷儿去了大哥所在的那个本地知青点儿。
县城知青点在小学校大墙外，是一厝孤零零的四大间崭新的土坯房子，其实小学校是没有大墙的，有大墙的学校都在县城里，这里习惯上的大墙就是一排高低错落的杨柳树和茂密的榆树墙，挡住了人，却挡不住狗和猫，特别是兔子耗子和黄鼠狼等小动物照样能钻进钻出，就跟农民家庭的篱笆墙小院差不多。工宣队一进驻学校，形势逆转，大哥那帮穿绿军装拿红语录本的造反派们在老实正统人的眼里就跟瘟神一样，当他们被奉为知识青年被敲锣打鼓地欢送出宁年县城，又被贫下中农敲锣打鼓地欢迎来龙水泉之后，我坐着公共汽车来玩过一次，当然是在姥姥家住的，是小舅和小姨陪我来的。他们俩显然对知青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向往，尤其是小姨，那双水灵灵的毛茸茸的大眼睛直放电，闪烁着动人的美丽光彩，她如果是县城的商品粮户口，一定也应该是知青了，现在的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可是时代的宠儿，农村年轻人羡慕的偶像。按她的文化水平，顶不济也应该在小学校当老师的，可惜了，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虽然，我那地主姥爷在镇压反动派时候已经被枪毙了十八年，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
经过了两个半小时的颠簸，此时日影西斜，炊烟袅袅，各家各户开始做晚饭了，公路上依稀可见收工的社员和牧归的牛羊，社员们或者扛着锄头或者拎着镰刀，那是铲三遍地放秋垄斩大草的，对于农活，我还是略知一二的，尽管我没怎么干过，可也在学校勤工俭学活动中深有体会。
沿着羊肠小路，径直来到知青点，我却吃了闭门羹，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头吊在门框上，四周杳无人迹，静悄悄的。以我的生活常识，这个时候应该有做饭的知青在屋里忙乎着，就跟我妈一样，否则已经变成青壮年社员的知青们收工回来吃什么呢？我抬起腕子看看表，六点一刻，心里难免有点儿焦灼。这块手表是我大哥给我的，他还有一块，毫无疑问，他的手表都是造反时抄走资派的家私自藏匿起来的，这块表是上海牌的，全钢的，走时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一样准确，连我爸那个臭老九郭老师都没有戴上，这也是我在同学们面前唯一值得炫耀的巨额财产。
来了一泡尿，恰好窗前空地种植了一片蓊蓊郁郁的向日葵，房后有厕所我也懒得去，反正农村地广人稀。就在我解开裤袋掏出家伙恣意挥洒之际，向日葵地里“啊嗬”一声，吓了我一大跳，龇出的水柱子中断了。窸窸窣窣的，走出来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从他浑身发出的臭味儿，我预料到他在里边拉屎，倒霉，小偷遇到了行窃的。
“你，是嘎哈的？”老头问我，一嘴的东北土话。
“你，是嘎哈的？”我学着他的腔调反问道。
“我，知青点儿，打更的。”老头回答，他把“知青点儿”说得挺重，颇有自豪的意思。
我注意到，老头不仅穿戴破烂吊着膀子还头发花白如败絮，有意思的是，他还是个独眼龙，另一只眼睛难看地挤咕着，端的是奇丑无比，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退后一步，想离开了。熟料，老头却上前一把摘下了锁头，原来锁簧坏了，锁头挂在吊环上是个障眼法。
“别站着了，把行李放进来吧，你想睡哪铺？炕头热乎，夏天遭罪，炕梢凉快，冬天难受。”老头一伸黑手，让我进屋，意思是到家了别客气。
我的行李卷里有枕头毛巾，换洗的线衣线裤，帆布军用挎包里除了茶缸牙刷，还有一把戴鞘的三棱刮刀。这把刮刀，是我二哥郭宏志赠给我的，他曾经用它攮过人，开光见血的。以我的胆魄，根本不会害怕这个屯子里的任何东西，何况还是这个半残废的糟老头子，可我此时，却感觉后脑发紧，脊背直冒凉风。我环顾四周，阒无一人，高大的树木和野蒿子遮挡了视线，我孤零零的面对一个奇形怪状的老头，有如白日撞见鬼了。
也许是遗传我爸的基因，也许是下意识的动作，我重重地干咳一声，把手伸进了挎包里，攥住了硬硬的刀柄，我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道：“嗯，谢谢，不想进屋了，他们那些人呢？”
“不进屋那你去哪儿？你问谁呀？”老头怪眼一翻，似乎对我不满。
我感觉自己唐突了，就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大爷，我是问您，那些知青呢？”
“都走了，去山里伐木去了。”老头见我不肯动弹，给我个后脑勺，自己进去了，不过，房门却故意虚掩着。我注意到，老头的腿脚还不利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