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上学，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初中。当时，由于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上级号召学校关、停、并、转。我们县的八所初级中学，关停并转成了三所。我所就读的小学四个毕业班，升入初中的仅只有三人而已。父亲在我上初一的暑假期间，因病去世。家贫无力上学，只有申请停学一年，在家当农民，任记工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时，家境之贫困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简单的说就是：
卧床可观天上星，
风透墙壁能灭灯。
避寒衣衫免遮体，
上学路上赤脚行。
其实，父亲颇有才华，二十来岁时，在因日寇占领东北而内迁的一所大学里读书。后因叛徒出卖，他们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地下党委书记被捕。他们几个经常宣传‘抗日救亡，匹夫有责’的同学，也以**嫌疑的名义，相继被捕。
为了营救父亲，祖父卖掉了维持生计的二十来亩上好田地。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国民党又派特务放火烧毁了我祖父家的房子，这无疑又是雪上加霜。家里由富庶突然转为赤贫，祖父不得不带上全家投奔异乡。开始了租房、打工的漫长生涯。
在祖父和亲友们的多方营救下，两年后以查无实据的理由，父亲被释放。父亲出狱以后，就没有回老家，一直在外给人打短工。后来经人介绍，在一个盐厂做事。和母亲成亲以后，租了一间房子，才算定居下来，直至四九年解放。
听妈妈说，我就出生在那间租来的房子里。总共就只有一间，父亲用泥砖和茅草在靠后山墙的外边，搭了一间小房子，那就是厨房了。家里有一张床，一只柜子，那是我外公的陪嫁。解放以后**、**来了，推翻了地主老财。给我们家分了两间半房子，还分了些家具。从此，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家。
听长辈们说，父亲农闲的时候，经常在院子里进行二胡、笛子独奏，乡亲们很喜欢听。他老人家用过的那些笛子啊，二胡啊之类的东西我见过，都是他自己动手做的。若有乡亲要给去世的亲人立墓碑，父亲还义务给他们写碑文，把成型好了的石碑表面涂成白色，用毛笔直接在石碑上写，干后石工照着刻就行了。
从长辈们的口气中，可以听得出来。他们不管是对家父的人品也好，还是才能也好，都是赞赏有加的。对他的过早离世，乡亲们除了怀念之外，更多的是惋惜。
我在一年停学期满后，照样无力上学。可能是因为我小学考初中的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吧。中学校长出于爱才之心，他和学校党小组长一起，到了公社（乡）、大队（村）、社（村民小组）。分别找了这些领导，向他们提出：‘我们要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人（指我）家里的事，请你们管。在学校的书、学费，生活费，由我们学校负责’。
经过他们的多方奔走，最后得到了那些领导的认可，使我又踏上了求学之路。我到学校报到之后，党小组组长蒋老师找我谈了话。给我讲了他和王校长找那些领导谈话的过程，要我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鼓励我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直到现在，只要想起这些，我还是忍不住要掉眼泪。我掉泪并不完全是感激他们对我的知遇和恩惠，而是为我们党和国家有这样的基层干部而激动、而掉泪。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回到了教室里。我用一毛钱买了一支沾水钢笔，两分钱买了一包蓝墨水精，用开水配了一瓶蓝墨水，继续开始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学校除了全部免去我的书本费、学杂费之外，每月还给我三元钱的助学金，这在当时是最高的了。每月的生活费大致要用去二元五六角钱，还剩下的四五角钱，完全可以应付纸笔墨砚的消耗了。
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我力求节俭，一张纸要用三次，第一次是做作业，第二次做草稿纸，第三次练毛笔字。初中读完后，以只差满分七分的成绩，考入了高一级学校，继续读书。我在心里默默的，不止一次的立下誓言：我之所以能继续上学，完完全全是党和人民的赐予，我学习的知识必须百分之百的贡献给党和人民，献给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
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我报考的是中等专业学校。上学后不久，为执行**主席的指示，我们的学校又改成了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对我来说不管是什么学校，只要能读书就行了。开学后不久，我被选为校学生会生活部部长，除了读书之外还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大约上了两年课不到，******主席他老人家又号召我们搞文化革命。说的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让我们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谁再读书就是走白转道路，就是修正主义苗子。这样，老师不敢教了，学生也不敢学了。谁敢不听**他老人家的话，谁敢不听党的话呀!老师不讲课了，学生不读书了，革命就革命吧。所谓革命，好的就是每天看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矛盾论》、《实践论》之类的书籍。再有的就是看看马列的原著，如《资本论》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