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的集体副业这时已经全部砍掉了，由公社包村干部任国祥同任全义和任汉台商量搞起了橡胶厂。所谓的橡胶厂就是在大城市买废旧胶鞋底，一下子购进了两个车皮。当时也闹的热火朝天，请了兄弟村的几十辆大车往家运，拉了好几天。全公社上下都轰动了，下乡干部任国祥和支部书记任全义也召开了群众大会，提出了“双三十八”的口号：第一、粮食争取一年收获三十八万斤。第二、橡胶厂每年要赚三十八万元。他们将买来的废旧鞋底分到各户，叫社员**的小铡刀铡碎，多少钱一斤，再交到大队上。大队上买了五六台粉碎机，进行粉碎变成胶末，再装成麻袋卖回用胶末的厂子。在办这个工厂时，决策的产品计算的成本不符合实际，利润微薄，另外管理不当，社员偷着烧胶鞋底，加上工人在加工粉碎时，为了赶任务超定额，往橡胶末里掺土，严重的影响了产品质量，销路出现了严重困难，造成了积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又找到我，想叫我当业务员，我也没办法，没去考虑恩怨，考虑的是：反正是村的老百姓的事，知道去了也和不来，勉强还是去了。一次去东北出差，一走就感冒了，到了北京就严重起来，满嘴是泡，高烧不退，每天都有起不来的那种感觉。就这么坚持买点药吃、买个烧饼到旅馆里用开水泡泡吃。从北京、唐山、丹东、延边寻找销路，一直到了吉林辉南县朝阳镇一个原搞纸绳的业务朋友李怀溪那里，晚上他用小鸡炖蘑菇招待了我。他是一个中学的校长，这个人很有素质和水平，所以我们由业务关系交往成挚友，在酒桌上我们浓叙了友谊，聊了家常，议论了国事及人生，他对我的人生坎坷很同情，讲到了人间的不公平。这次出差共十八天，销产品五十多吨，等到回来我嘴上起的泡的干皮还没脱掉。厂长嫉妒，我销的产品没有完全按合同发货。我向支书提出了意见，但是他俩好，也没听我的衷言，并解除了我的业务员职务。有一天晚上我在任春谭家的猪圈边和支书中肯的交换了意见，大约说了一个多小时，我说：“你将我下放不要紧，关键这个橡胶厂我看是救不活了，任家坊老百姓是会遭殃的，我在副业干起码咱不赚钱能弄回本，不然就赔大发了”。对这些话他也没有听进去，结果搞了不到二、三年就赔了六万元，工值也由六角五分降到了四毛钱。这四毛钱也不是副业赚的，是从公社副业管理站借来的，站长是我村的陈国文（他是支书任全义的妹夫，时任公社副业管理站站长）。橡胶厂进原料是从公社副业管理站借的钱，所以赔的这六万元都趴在了任家坊欠副业管理站的帐上了，实际也不是副业管理站上的钱，是副业搞的好的村在副业管理站存的钱。后来各村都纷纷向我村来讨帐，大队干部只能管饭不能还钱，后来人家天天来要，连饭都管不起了，大队干部都躲着，社员们的加工费也还不了，社员们怨声载道，橡胶厂也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听说将胶末处理了，这少卖多少钱啊？我订的销售合同五百五十元一吨，他们不发货，处理时每吨只卖了一、二百元，钱也没还帐，听说当权人花了。这六万元欠款在后来的几年中，又从我们两个小队搞的纸绳厂的利润中，经过公社书记多次和我及两个小队长做工作分年度的还了绝大部分的债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