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主，刘中藻不免把高旭与郑森摆在一起比较，相比起来，就外表而言，郑森显得更英气勃勃一起，但比起气质来，郑森就相形见拙了许多。虽说郑森曾入南京的国子监，并拜在东林大佬钱谦益mén下，才学不凡，而这个高旭向来有làngdàng子，不学无术的名声，但在气度上，这高旭从容、谦虚、大气，不像郑森那样总是盛气凌人、自命不凡的架势。
刘中藻年局四旬，是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
授行人官职，曾奉旨出山海关慰劳守边三军，见多识广。他当然知道了解一个人，得从他所做的事开始。
而这个高旭的行事着实与众不同。
他以迎合时势，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名义，创建了同盟会。借着江南反抗剃发令的活动，在一座座化为废墟的死义之城中，同盟会犹如在寸土寸血中滚雪球一样，把无数的仁人志人团结在一起，成为拥有百万会民的a然大物。
而且让刘中藻越来越侧目的是，这个同盟会不像历史上以前的那些诸如红巾教、白莲教这些组织，也不像江南文人发起的诸如复社之类松散的诗社，也不像明末显赫一时的纯粹由官绅抱团而成的东林党，更不像一般的江湖mén派，它是有着明确的迎合时势的政治纲领，有着以缔造一个青天白日的朗朗乾坤理想的中华旗，有着宣传会义纲领的报刊中华报，有着一支所向披靡、捷报频传的会武力量同盟军，甚至有一部犹如《大明律》一般的《同盟宪章》，有日趋严密的组织机构，还有独特的施政纲领《行政简要》，以及包括了农工士商各个阶层的全民xìng会员覆盖。
这个同盟会在刘中藻的眼里，已完全等同了一个小朝廷的xìng质。而且，同盟会的会务员执政体系已经在江南光复区的苏、松、常三府推广。
这高旭的政治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除了政治上的同盟会之外，这高旭又拥有了华商会的控股权。华商会作为一个纯经济组织，自从高旭鼎定了闽海局势之后，华商会就替代了福建郑氏家族在东南海的垄断地位，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又为同盟会奠定了厚实的发展基金。在同盟会的江南控制区，为了战后的生产恢复，同盟会免税三年的政策，更是博取了民心。相比起来，无论是绍武朝廷，还是永历朝廷，初建之时，没有钱饷来源，只有大肆搜刮民间，引得怨声载道。
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纲领聚集了危时救亡形势下的人心，华商会的重商主义又取得了海商阶层的积极支持，为同盟会解决了建设、战争资金，而会武力量同盟军的连番大捷，又更为高旭取得了一làng高过一làng的声望。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刘中藻的眼里，这已经不仅仅是luàn世造英雄这么简单，因为这个高旭已经有了成为天下英雄共主的潜质。
如果高旭要抛弃大明正统这面旗帜，悍然自主，谁又能阻止了他？
这朱明王朝早已成了明日黄花，那些代表大明正统的藩王也个个担当不起中兴大任，这又能怨得了谁？
而且执念于大明正统的只是有限的士大夫阶层。对于百姓来说，谁能悍卫他们的发冠尊严，就奉谁为主。同盟会则是得到了农工士商的全民xìng阶层支持。对于新兴的同盟会来说，这些传统的腐朽的士大夫阶层，只不过是jī肋而已。因为同盟会废除八股文、创建新学的措施，本来已触动了这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而且在同盟会的执政机构中，吸收了自古历来被视为贱民的商人阶层，本来就引起了士绅阶层中腐朽力量的强烈不满。
但在士绅阶层中，绝大部分的腐朽力量都已屈膝降清了，这批人在同盟会的中华报上作为汉jiān典型日日声讨鞭挞；其中执念于大明正统的，他们投奔日渐没落的南明政权搞内哄；而其中能正视现实，开明积极的，比如沈廷扬、刘中藻为代表的旧式官绅，则是投身同盟会这股朝阳力量，走上实实在在的救亡之路。
当然，刘中藻之所以支持同盟会事业，他一直是被动式的。
要是刘中藻没有身在崇明作为隆武朝江南观察使的经历，没有经过崇明岛这个同盟会大本营的潜移默化，从起初的排斥，疑huò，再到接受，加盟，这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终让他明白的是，能真正要救民于水火的，能真正担负起中兴大任的，非这个高旭莫属。
对于刘中藻这个决择，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的。
在三月底，江南同盟军全境恢复了苏州、常州、嘉兴三府的捷报传到福州时，刘中藻就以良禽择木而栖为由，语重心长地劝说张肯堂、路振飞、曾樱这些隆武重臣投身同盟会事业。但这些人是旧式官绅的代表，拥护大明正统的坚定支持者，对于刘中藻这拥立高旭的决定并不支持。
当时，刘中藻只有道：“诸位同僚，去崇明看看吧，去看看同盟广场上的英雄记念碑，去看看江南民众的人心向背，去看看废除了八股文的同盟公塾，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