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准备有多少股份？”
王健：因为股份制银行是个新事物，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都不同意，有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不是搞私有化吗？尤其是农业银行强烈反对，因为信用社属他们管辖，等于在他们身上割肉，所以会议上只有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表示了支持。
第二次进京是8月份。联合信用银行经过试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此，李灏决定带着王健等人亲自进京汇报。不巧的是，陈慕华外出视察，副行长邱晴听取了汇报。
王健：这一次，李灏书记和人民银行邱晴副行长在一些观点上面有不同的意见，最终仍然没有定论，但邱晴副行长决定派人来深圳作情况调查。
10月，由邱晴带队的调查组抵达深圳。工作组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股份制银行比老信用社制度健全，指标明细，管理有序。职工们的精神面貌良好，因为在这里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砸了自己的饭碗。而业绩与效益挂钩，更让人不敢懈怠。特区农行也清楚地看到信用社组建成股份制银行以后，确实不同以往。当时各银行平均工资仅200元，但联合信用银行有的职工一个月可收入2000—3000元，大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看。
l987年11月，当王健代表联合信用银行三进京城的时候，南下调查组已经把支持深圳成立股份制银行的调查报告呈送给了陈慕华。
王健：第三次去北京，没有等我说什么，陈慕华行长就说，“联合信用银行这名字不好，特区要发展，你们就叫深圳发展银行吧”。就这样，深圳发展银行的名称最终是陈慕华起的。
1987年12月28日，是深圳发展银行正式成立的日子，200余人参加了这场庆典活动。股东们争先恐后地抢着话筒，纷纷表态要全力支持自己的银行。一位股东说，“我不懂什么是股份制，我只知道银行是大家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自己的银行。”
深圳股市0001号的由来
王健：谁是中国第一家真正的意义的股票？至今很多人在争论这个问题。应该说，深发展才是真正的第一家。在此之前，飞乐音响和深宝安也都发行了“股票”，但是这种“股票”既保本、又保息、还分红，还可以退股，这算哪门子“股票”，甚至连企业债券都不是，是打着股票旗帜，实施保本保息分红可退股的原则，世界上只有当时中国才有这样的“股票”。而深发展不保本不保息，真正回到了“股票”的原有概念上。
深发展正式进入筹备期后，公开发行上市的工作就同时启动了。但是，由于公众对股票的认识不够，使深发展的工作进展非常困难。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化？股份制究竟姓“资”还是姓“社”？是不是走回头路？……这些热烈的争论，直接影响着发行工作。
1987年5月9日，深发展首次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发行79。5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0元，实际发行33。65万股，实收金额793万元，完成了发行计划的49。9%。
八十年代末，很多人不理解股票的含义，当时推销股票非常难，很多人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走回头路。所以没有人主动买我们的股票。
当时推销股票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内部员工购买，甚至连奖金，工资都以股票支付。员工当时还有推销任务的。有些员工经济条件不好，奖金和一部分工资以股票形式发下来后，就找工会去兑换成现金，也有人把股票卖给同事或者他人。一种是在柜台上向储户销售。当时沙头角那边股票卖得好，而且多半是农民买的，他们虽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跟香港的亲戚联系较为密切，耳濡目染，都能感觉到股票的价值；恰恰是在高学历、懂得经济知识的人群中，推销股票成了比较困难的任务，他们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反问：你们那帮人行吗？才一千万的股本金，如果企业倒闭，股票可就成了一张废纸。另外一种，就是对政府各个部门上门推销，这个难度也很大。为了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市委领导甚至都通过一些办法帮助我们进行推销。
现在记得那段时间，我们到处不停地给人做保证，说这只股票肯定能给你赚钱。可听得最多的，却是别人的反问：“你拿什么保证啊？”
一份报纸曾这样记载着当时的情景：深发展发行原始股时自愿购买的人很少，政府就要求党员带头支援国家建设。有的单位为完成发行任务，规定凡认购者每股个人出钱0。5元，单位补贴0。5元，非党员每人1000股，党员须认购2000股，结果是很多稀里糊涂买股票的人却成了最大的赢家。
当年在深发展南头支行工作的邱玩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向储户配售认股证的情形——每天下班后，营业厅里满地都是被储户丢弃的认股证。不仅如此，偶尔会有些既不愿退股、也不愿转股的老股民来营业厅闹事。
面向职工发行的股票，采用了随工资配发的形式，股票以“白条”形式记帐，这种发行方式引起了一些员工的不满。据说，一位支行行长曾应员工要求，向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