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里路，就发现由阜平方向来的日军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为避免与日军遭遇，聂荣臻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第二天黄昏，聂荣臻率部再度出发。
眼看着就要突出去了，侦察员匆匆赶来报告说从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不走了，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的村庄，把突围路线给堵住了。
聂荣臻命令部队再度返回常家渠。
第三天晚上，乘着夜色，聂荣臻率领突围队伍向常家渠西南方运动。
在通往龙泉关方向有一个小小的口子，那里的敌人白天来，晚上撤。聂荣臻决定冒险突围，终于成功!
在朦胧的月光下，近万人跳出了日军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苦心设置的大包围圈，分散向各个方向转移。
“聂总部”突围到四分区的平山县薛家河地区……
这时，突击队队东撤到唐县合家庄。
他们急切地想知道“聂总部”眼下的情况。
罗文坊来到山顶，找到秘密电话线，接上电话单机，叫通了常家渠附近的情报站，随即和“聂总部”通上话。
从电话里得知，“聂总部”这两天安全地隐蔽在常家渠村，敌人无从察觉，才放下心来。
聂司令员也非常关心突击队，在电话里表扬他们任务完成得很好，并要求他们继续拖住敌人、迷惑敌人。
罗文坊打完电话心里轻快多了。
列位势必纳罕不已，“聂总部”电台关闭，罗文坊怎么能和聂司令员通话呢？
要解其中之谜，不能不提晋察冀军区通信营长刘彬。
刘彬是闽西上杭人，1912年出生在蓝家渡区冯石村的一个贫寒之家，十七岁年参加革命，十八岁参加红军，在文家市战斗、长沙战斗、吉安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而又机智果断，光荣入党。
正在刘彬驰骋疆场杀敌立功之时，一纸调令让他变成了红军译电员。
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了敌人三部电台，于是决定成立机要科，仅念过两年私塾的刘彬有幸被选中。
机要通讯责任重大，技术复杂，刘彬的文化水平远不能适应。刘彬虚心而刻苦地学习，边学边干，很快就能独立完成工作，通宵达旦地守在译电室里，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的才智和忠诚。
红军抵达陕北，刘彬升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机要科长。红军改编后，刘彬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五台分兵”时，刘彬留下任晋察冀军区通讯科长，负责筹建、领导、指挥军区通讯部队，成为聂荣臻创建、巩固、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得力干部。
刘彬以一部老式交换机和十几部旧电话单机、一个电话班和一个电台分队“起家”，不断发展壮大通讯部队，由排发展到连，又到电话大队、通讯队、电台队，最后扩编成通讯营，他任营长。
刘彬甫一上任，就挑选了一批业务强的同志组成训练队，聘请来边区公干的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教授威廉和林迈可作教官，举办培训班二十多期，培训数百人。这些骨干陆续充实到各部队，使各部队通讯保障能力得到提高。
晋察冀军区的通讯器材，除从敌军手中缴获外，更多的是自力更生。没有电池，就因陋就简开办电池厂；没有电话机，就用旧材料拼凑组装；交换机缺材料，就用缴获的炮弹壳加工制作；没有瓷瓶，就自己设计建土窑烧制；没有架线工具，就用自制工具代替……刘彬亲自布置，亲自督促，缓解了通讯器材匮乏的困难。
刘彬还制订了电话线架设规划。晋察冀军区的电话线全部避开敌人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间“飞”过去，时称“飞线”。日伪军眼巴巴的看着天上的“飞线”而无可奈何。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小股敌人上山，有被八路军消灭的危险；大队人马上山？拥挤不堪，更易遭袭。这些“飞线”起初是单路单线，后来架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各个县连在一起，四通八达，让敌人很是头痛。
刘彬还有一招更令敌人头痛：建立通信情报网。
刘彬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重要村庄设情报站，基本群众是情报员。电话线有公开的，有秘密的，有平时用的，有战时用的。每个站人数不多，十分机动灵活。反扫荡时，通信情报员在山头上直接观察敌人的行动，然后用电话把敌情报告给领导机关，使广大军民能及时地向适当的方向转移。敌人快到跟前时，他们就把电话机撤掉隐蔽起来；敌人一走，又把电话架设起来。这一高招，有力地保证了各级指挥机关对敌情的了解和通信联络的畅通。军区的电台虽然暂时停止发报，但军区首长还可以用电话照常指挥着全区的反扫荡。
刘彬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晋军区副参谋长、北岳军区副参谋长、察哈尔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副司令员等职。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运部部长、内蒙古军区第三副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1989年去世……
但“聂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