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题目是要完成的。
由勇细数龙门之内的诸种计谋、法术，借鉴郑板桥失败的沉痛教训，再去完成这官官相斗的题目，信心便了许多。
他依旧从清朝这儿入手，利用高斌的身份，进入朝中大员之列，就那么几十个位高权重的职位，炙手可热的权位也就那么数个。
加上清庭之内**盛行，乾隆尽管智慧深厚，但是苦于凡事都需要人做。用人就不免厚此薄彼，何况皇族之内争斗本就十分激烈，手段残酷，做得露骨。
乾隆内宫之内也有着这种刺激的争斗。
高斌作为朝中大臣，争斗更是你死我活，不争斗，只会坐以待毙。
如果被打倒在地的话，肯定还要踏上一只脚，搞得死死的，不能让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高斌其人历史上治理河道水患有功名，这其中就有可能因河道治理问题，被政敌寻到突破口，若无差池，也会制造些问题出来。
在此种情况下，高斌是被动的，有些事情是有口难辩的。甚至不给申辩机会的。
官场之上，高斌只有明争暗斗，对政敌了若指掌，有的就要先下手为强，才能争得主动。
由勇有了分晓，就借着高斌之身份，把当时与高斌为敌的各方势力分析了一二。
政敌一般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否则成了敌手，分量有差距，如何互相敌对，弱者只有被无情打压的份。强者才不屑与之为敌呢！
高斌的政敌，主要是因为在乾隆面前争宠之故，你高我低的一种较量。
时光进入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黄河在铜山张家马路决口，乾隆皇帝令河督高斌与张师载堵塞，属员李炖、张宾侵帑误工、河工未成。
乾隆命将李炖、张宾正法，责高斌、张师载“负恩徇纵”，令将高、张二人一同绑赴刑场陪斩。
事前并不言明是陪斩，高、张二人以为自己亦判处死刑。尤其是高斌，是皇贵妃的父亲，系乾隆的岳丈、年过七旬。
行刑时，高斌、张师载吓得魂飞天外，全身瘫痪，“二人昏迷在地”。
皇帝还要他们的回奏语言“我二人悔已无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别念”。
这种折磨人的恶作剧，却能收到使大臣们俯首帖耳、感恩尽忠的效果。
这段吏实中，高斌位高权重得已经少有政敌，才着了政敌们的阴险手段。
至于陪绑，那才是高斌的高明手段。麻痹政敌的绝招，从此成功引退，乐享晚年。
当时的情形中，由勇扮演着高斌的角色，对政敌想借机整倒自己的事情心知肚明。
那位政敌，却是自己不能对付的存在。
先是乾隆安排高斌与张师载督办堵塞黄河铜山张家马路决口。
朝中政敌发力，先是工部拨付银两迟迟未至，后是吏部给他们派了政敌的两名属员，跟着办差，自然用尽心机作祟。
李炖、张宾之流，本来就是些混事之徒，此番暗中受自己的仕途师门差遣，帮着高斌与张师载办差，心思上就多了许多的曲折。
他们深谙官场之道，自然把高斌与张师载的吩咐虚与委蛇，阳奉阴违。
上边的银两，没有到来，他们就借着奉迎高斌、张师载之名，大胆地赊欠着花天酒地，极尽行贿之能，把各方关系摆弄得妥妥贴贴。
影响自己仕途的主子，暗中指使，本就是把此工程搞黄了。他们自然要尽心竭力地配合，把责任推到两位上司身上。
花费无度不说，更有工部里的拖延懈怠，工期眼见着拖得遥遥。
由勇神识替代着高斌，有着朝中诸多关系，自然不会任由两位宵小继续作乱，警告过他们数次。
李炖、张宾表面应承着，以种种海口表示着忠心，却是不思悔改，依然故我，把上级拨付下的银两，先支付前段挥霍，然后巧列名目，各自分了一些。
至于工程嘛，慢慢磨着，等汛期一过，自然可以花费少量银量，就能应付过去。
当然，他们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皇上发觉此中责任，把高斌、张师载罢免，任命他们自己线上的官员前来，自然会把这工程的帐目做的瓷实可靠。
目的达到，他们也会受到主子的提拔重用。李炖与张宾如此胆大妄为，就因着他们有恃无恐，因为官场的潜规则，上司不会把属下的丑事公开，尽量低调处理。
下属被处理，上司自然担着失察之责。另一方面，背后他们主子的重用允诺，更是让他们嚣张拔扈的支柱。
这种冒天下大不讳的行径，高斌这么老道的政坛宿主，岂有不知之理。
他当然要用计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暗中派人把两个属下行径与作为，全部查清，获得证据。然后，把其中的秘密罗列明白。
由勇知道，接下来就需要拟写奏折了。
高斌拟写奏折确实老道，句句如钢，词词如剑。把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