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之不理。
招抚不成，那只能武力镇压。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协助阿济格、博洛平乱。应该说，为了山西的叛乱，多尔衮已经把压箱底的名将全部派上场了。
但是山西的情况远比多尔衮想的恶劣的多，阿济格、博洛、尼堪的大军毫无进展。
自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这次，多尔衮破了例，亲征！
看来多尔衮这次是真急了眼了。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百务丛集，难以分身，加上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太好，所以如果不是生死存亡关头，多尔衮绝不会没事搞亲征这种活动。
实在是迫不得已啊！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镶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山贼蜂起”。
多尔衮带领八旗最后的精锐部队，直奔山西而来。多尔衮不愧是清军第一名将，虽然身体不太好，没法亲自上阵，不过还是很快攻克浑源州、应州和山阴县，眼看着就能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老天忽然帮了山西义军一个大忙——多铎感染天花，快要挂了。
多铎对多尔衮有多么重要，相信不需要说太多，作为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始终站在多尔衮的一边，完全把多尔衮的事情当成他自己的事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伟大的先人后己的牺牲精神。而且多铎入关之后，消灭了最难啃的李自成，打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南京，居功至伟。
当然多尔衮对这个弟弟也特别好，屡次为这个弟弟加官进爵，最后甚至把济尔哈朗给撤了，换上多铎辅政。
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多尔衮二话不说，立刻班师回朝，怎么也要见这个亲弟弟一面。
可惜老天不能随人愿，尽管多尔衮第一时间撤兵，但是到了居庸关，战争魔鬼多铎还是先一步挂掉了。
多铎这一辈子，南征北战，立功无数，可谓智勇双全，武功之盛，用兵之强，当世罕有匹敌，但也积尸如山，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他是满洲英雄，也是冷血的刽子手。功过是非，实在是很难说。
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对于此时的多尔衮来说，多铎只意味着兄弟情深。多尔衮“换上素服，号哭奔往京城。”
在多尔衮料理多铎后事期间，阿济格等贯彻多尔衮的方针，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而且调来了红衣大炮，但是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大同城下死伤累累。
阿济格、尼堪毫无进展。
除此之外，形势反而进一步恶化，到1649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已经十分严重。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临汾）几座孤城。
这这种情况之下，多尔衮料理完多铎的后事之后，立马决定第二次亲征。
多尔衮抽调一切可用的满、蒙、汉军投入山西战场。
多尔衮在山西的阵容堪称自入关以来最豪华的阵容，除了在湖南的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挂了的豪格和多铎之外，所有能打的王全部都到齐了，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还加上自己。阿济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经是独档一面的统帅，而在山西战场上扮演的只是前线指挥官。至于康熙初年专政的鳌拜不过是随军偏裨而已。此外，陕西方面还有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人领军配合作战。只有刚从江西凯旋回来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留守北京。
这次山西的易帜，最大的特色是当地百姓广泛参与，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军民几乎都自愿地奋起反抗，可以这么讲，如果每个省都能有这样的觉悟，就凭满清那几十万人和二十万八旗兵，能达打到山东都算他本事。
即使多尔衮亲自上阵，兵力占优，由于山西这次抵抗的广泛性，也还是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自己反从马上摔下断了腿骨,从此永远告别戎马。两个月后，鉴于天下未定，主少国疑，朝中也没拿主意的人，多尔衮匆匆返回北京。
初步为多尔衮解决问题的，是接替宣大总督的佟养量。佟养量带领部队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平型关）、雁门关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就在此时，在清军的优势兵力面前，复明势力也终于招架不住了。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