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沭河两岸的政治斗争风狂雨骤，而气候却是风调雨顺。隔个十天半月便下一场小雨，让麦子与春种作物都长得十分喜人。
然而随着春夏之交的来临，人们心中渐渐滋生出另一项担忧：那雹子树今年大概要发芽。这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此地已经整整三年没下雹子，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有些迷信思想还没完全去除的人说：这三年，一定是雹子老爷有了花心别处留情，把这里的小老婆给忘了。暂遭遗弃的这棵树真是一年比一年憔悴，眼看那枝条日渐枯萎，到了今年春天，看上去差不多等于一树干柴了。不过她还是没有死，折下一段枝条看看，枯黄的表皮下仍有暗绿存在。这埋藏着的暗绿便是雹子树一腔痴情的证明。人们想想这树也真是可怜，竟然三年没盼来发芽生叶的机缘。不过，三年已经够久了，背弃这树的雹子老爷今年很可能会再想起他这位爱妾，会挟雷带雹与她重聚的。然而再看看满地的好庄稼，人们又将那份怜悯之心收起，希望雹子老爷继续薄幸或者干脆绝情到底。虽然这会儿是一队几十户在一起种地，虽然红卫兵闹得人不能专心伺候庄稼，但大部分庄户人明白：只有地里打出粮食来，自己的碗里才有吃的，不然的话就得再像六○年那样挨饿。
怀了这份担忧，人们便密切注视着天气的变化。除了用老一辈人传下的经验观看天上的预兆，每到晚上还将耳朵高竖着听取家中广播喇叭里的天气预报。到了五月初麦子黄梢的时候，这份担忧更加严重，天气预报便听得格外认真。
有天晚上，喇叭里忽然讲第二天有雷阵雨，人们有些发慌，到第二天不管是干着什么活儿都不时抬头看天。到了中午收工回家，西北天上果然有了云彩和动静。然而那云没向这边走，而是慢慢移到正北方向盘桓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变淡变薄向东北而去。许多人根据以往经验，都说沭河要发“晴水”。到了午后上工时间，人们刚从家门走出来，果然听到西边河道传来大水声。到村西一看，河里已是满满一槽黄水。再看看村后，倒流河的水也又再次倒流。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奋，纷纷回家拿来各类家什。水性好胆子大的人跑到沭河边去捞浮财，没有这种本事的人则到倒流河边等着捉鱼，反正大多数人都将生产队长的出工催促置若罔闻。
油饼老汉去的地方是村后。他手边没带任何家伙，只想到那里看景去。此时倒流河的水还在呼呼地往上奔涌，浪头上照例顶着肮脏的泡沫与浮柴。捉鱼要等这水消退之后才行，因而这时人们都站在那里一边看水一边说笑。油饼老汉看着这倒流的河水，自己的思绪也不由得倒流起来。他由去年扯旗造反所受的打击，一直想到三十一年前在这河里擒鳖的遭遇，不禁感慨万千。
正呆想着，忽听西边大河边有人喊叫起来，转身去看，发现那里有许多人正惊惊乍乍地指点着水中的一件东西。那东西沿着倒流河往上漂，人们也随之往上走。这边的人见状都跑去看热闹，油饼老汉也随在他们后头。走得近些便看清了，那是个死人。那人是俯着的，穿蓝色衣裤，头与四肢均没入水中。死者还在跟着水流往上走，油饼老汉喊道：“不能叫他靠近咱庄！快把他捞上来！”人们听从老汉的意见，七八把个长杆抓勾一齐伸向水里，将死尸弄到了岸上。
此刻人们看清了这位不速之客的真面目。这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红袖章，上写“沂东县小学教师造反团”。“小教团”是本县“四大组织”之一，是参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掌权的，为何有这么一位成员溺水而死？人们再细看，便看见了他衣襟上的一个破洞。扯开看看，心窝里竟有一个吓人的窟窿，连里面的脏器都隐约可见，便明白这位造反的小学教师是让人杀死的。这时来看热闹的人中有“革造”成员，赶紧跑到村中报告了许合印。许合印听说后顾不上来看一眼，便跑到柳镇报告新成立的公社革委。革委头头听后立即悲痛地说：“这是一位英雄的革命烈士！”他告诉许合印，县革委已经来电话了，反革命“七大组织”为了颠覆红色政权，今天在县城挑起了大规模武斗，具体时间就在刚才那阵大雷雨到来之前，据说双方都有死伤。县革委还指示，各公社革命造反派要组织强大力量，形成“红色恐怖”，随时准备进城用鲜血与生命像当年法国革命者捍卫巴黎公社那样捍卫红色新政权。他们说完这些，便派人跟着许合印去律条村，将革命烈士用一辆手推车推着，火速送回县城。
第二天，律条村文革委员会接到公社革委与人民武装部的通知，说柳镇驻军已经庄严声明，坚持支持革命左派，坚决支持县革委，并让各村速派青壮年男性红卫兵，带着武器到部队营房组成“武卫兵团”接受军事训练。律条村分到的参训名额为十五个。“文革”开始后，律条村的民兵武器一直还由许景行保管，许合印曾多次向他要，他都以没见武装部的命令为由拒绝，这次有了命令就不能违抗了，只好老老实实将武器交出。
许景行当然没忘记藏在弹药箱内的那件爱情信物。他在交出武器之前，悄悄把它揣进了怀里。而后带回家去，悄悄放到嗣父书案的一个抽屉里锁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