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完饭回到车间，大家见减刑的同犯还没回来，不禁嘀咕着怎么这么慢，还不回来。都迫切地想知道同犯们都减了多少，有哪几个人能够扫残回家。我尤其的焦急，不知道郭师傅能否顺利地减刑回家，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半年前，我就曾委托减刑释放的人给我捎带信件出去过，相信这次也一样没问题。
今年刚过完元旦，我就在想，11月份我就要离开这里重新回到社会上去了，眨眼间，我在这里呆了6年多了，加上在看守所的日子就将近7年之久。7年的光景就让我在这里给虚耗了，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才对得起这7年的光阴。于是，我就写了封建议书让减刑释放的犯人出去后把信交给监狱长，建议西吉监狱学习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教育模式，倡导、鼓励犯人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技术，尤其是激励犯人参加自学考试，提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门槛，真正的让犯人学到过硬的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不是像现在的教育模式，走形式、过场，七八年前入监狱时是文盲，等释放了，依旧是文盲。这名犯人释放回家后的不久就回了话，说是已经按照我的要求做到了，信已经递交给了监狱长。从半年来监狱的活动表现看，我的这封信像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晚上收工后，我铺完被子便拎着“帮个”（塑料壶），端着脸盆准备到洗漱间去洗漱。刚一转身，在监内泡病假休息的国庆急冲冲地进来：“看见老唐了吗？”我一愣，他看见我，很急的样子，一只手一个劲儿的比划着让我跟他到屋外去：“来来来，我有事儿找你。”
我有些摸不着头绪，放下手里的东西跟着国庆来到走廊的一个角落。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上厕所的，到洗簌间洗漱的，来回窜着玩的。国庆站定后，一言不发，低着脑袋，眼睛却横着瞄着走廊里过往着的人，我有些纳闷：“怎么啦？什么事儿？”国庆瞅准了廊上人少的便当，迅速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折叠的信封塞到我的手中，快速的说：“郭友临走的时候让我交给你的。他们走的时候，监区的干部对他们清了身。”当我见到那个信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情况有变，这封信正是我让郭师傅出监捎带出去的。国庆说完转身欲走，我一把拽着他的胳膊：“他还说什么了？”
“走的很急，只是让我务必亲自把东西交到你的手中。哦，对了，信我没看，放心！”说完头也不回，走了。我知道，作为一个改造四五把的老改造分子，国庆十分的清楚这封信的份量，尽管他不知道信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他非常的清楚，那就是这封信的内容是政府所不允许的，是不能让政府干部知道的。劳改队里没有秘密。是的，没有秘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干部安插的水雷太多，明的、暗的，更有甚者，还有一些“损人不利己”的，自己身上的毛病一大堆，却偏偏喜欢打小报告。二是犯人自己的嘴不严，没有把门儿的。感激之余，更多的是在裤兜里死死攥住那封本应在法外的信，在心里狠狠的咒骂郭师傅：操！你个笨蛋玩意儿，连封信你都带不出去，你他妈的还能干什么！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还有四天，我就打开三个月了，我该采用什么办法呢？捎给朋友的信送不出去，就等于我失去了外援。倘若和监区的干部摊牌，硬碰硬，结果只有一个，肯定没我什么好果子吃！整个晚上，我思前想后的，脑袋都要爆炸了，也没个计较。看来官司肯定是打不成了，只有退而求其次了，既然出监队去不了，只有在监内放秋了，秋成功了，也好在监内做自己喜欢的事了，看看书，充充电，怎么也不能两眼一抹黑的就回归社会吧。走一步看一步吧。主意一拿定，很快的，我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瞄准机会，监区的大小领导都在办公室，我喊了声报告就进了办公室。因为我认为，我这样堂而皇之的进去要求去出监队，作为监区的一把手不会跟我玩无赖的，顶多就是客套虚伪的拿话来应付我，再者就是为我后来的放秋做好铺垫，招呼我打过了，你不放我去出监队，那我只好赖在监内休息，不出工了。监区之所以不放人去出监队，无非就是希望像我这样平实不惹事的人更多的在监区干活，我一放秋，不出工了，那监区就失去了强行留人的目的，而且监狱对于监内休息的人多很在意，从某个角度来讲，说明这个监区的管理不到位。届时，监区就会妥协，主动地送我去出监队。办公室里，监区老大做在唯一的一张老板桌后面，其他三名副教分别坐在老板桌两侧的沙发上，没看着徐队。徐队不是他的班，他是不会来车间的。进入办公室，离老板桌不到2米的距离站住，手自然下垂，立正站好，目视着监区老大：“王教，你好！”
王教，王哲敏，10年的夏天调到我监区，刚来时，新官上任三把火，很是严厉，监区的风气着实的好转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狐狸尾巴露了出来，开始大肆的发展他的照顾户，更好、更多的收取犯人的钱财，以至于监区的改造风气浑浊不堪，有些犯人违反监规监纪都拿他的照顾户说事儿，他也不好处理的过分，无非就是在会上大声的呵斥，恐吓，犯人也不理他的茬，依旧的我行我素。
“什么事？”王教板着脸，一副严肃的模样，一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