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进行到中叶时，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局势令所有的诸侯国都非常紧张，大家都明白，在这样的乱局中，有时候一步没走对，便是个国破家亡的结局。但同时，精明或是昏庸的诸侯国君们，也都在争取从这乱局时刻，火中取栗来壮大自身的实力。
比如赵国的赵武灵王便是如此，当初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也常吃败仗，动辄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都要被别国兼并了。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急于突破现状的武灵王发现了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于是他和臣下们商量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若我赵国有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武灵王便提出了“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胡服骑射”的正式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像赵国公子成等人便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厉声喝道：“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赵国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
赵国新建骑兵在战争实践检验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列国也发展这一全新兵种，马拉战车就此在战场上被淘汰而改为运输之用，中国军事史进入了骑兵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武灵王实行军事变革的成果，被秦国全面运用，到汉代一度还发挥到极致。胡服骑射的实行，不仅使华夏民族建立起能够同匈奴相抗衡的骑兵，在社会上也培养起彪悍骁勇的尚武风气。
最最重要的是，胡服，在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中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中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真正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而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
再有，胡服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而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
又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
到了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