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三种手段合一，以克服心灵上存在的障碍。耶稣之后传道成为一种职业。传教者采取反论的方式向教徒植入神的信仰。传教者故意阻止教徒对神的敬畏。提出反论：恶人终身快乐，善者终身痛苦，那么。上帝为什么不使恶人本身受报，亲身应验？如何化解恶人不得恶报、好人不得好报这种内在矛盾？既然上帝全知全能，为何不可消解这种矛盾？通过提出反论，传教者显然是在告诉人们：神惩人以苦乃是为救其生命，是在以苦境证实心境至诚。
在生存意识的考察范围内，面对生存方面产生的压力，如何建立某种终极性的精神依托，以实现精神上的安全？在意识系统中是否存在着这种可以作为精神依托的牢固的精神因子？在生存过程中，人们将长期甚至终生承受这种压力。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而不论其产生的世俗化结果如何。这种精神将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永恒的需要，是经由精神世界的调整、积累、积淀而结成的一种“精神硬核”。是来源于对市场经济存在的理性自觉，是对市场经济高度认同的心理反应。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竞争经济，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信誉经济。在人的存在与市场经济存在的对立性的两极结构中，惟有依靠抗争精神才能够求得精神安宁，建立起生存意识的内在依托。如果我们不是在宗教领域中寻求某种终极性、神秘性的根据，而是剥掉神秘化的外衣，还其本来面目，就必须在市场经济存在的特定结构中寻求使精神得到安宁的场所。
在国人的意识中，缺乏象西方人头脑中的原罪意识，因此苦难也就失去了救赎证明的意义。苦难在世俗化的意义上，被赋予达到某种生活目标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一种途径，缺乏类似西方人那样的超凡脱俗的终极意义。一当被确认生活目标难以达到，苦难就变成了一种无谓的牺牲、一种折磨，成为格外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若学习目标未达到，则学习动力也就很容易消失。
生存意识的普遍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必然表现，人人承受压力甚至苦难，有其存在的正当性，“理应如此”。这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认同心理机制。“市场经济是不让人生气的社会，要生气就生自己的气”。但不应消极承受而应积极抗争。
即使我们意识到了悲剧性存在，甚至也认识到了产生悲剧的原因，是否就能够完全避免悲剧的发生？如果不能够有效避免悲剧性存在的发生，这是否会加剧、加深人们心灵上、精神上的痛苦，人的生命价值是否会因此滑入徒劳无益的抗争之中，从而加重悲剧性感受？实际上，悲剧之悲不在于对悲剧的发生茫然无知，或知而无奈，而是在于错把悲剧当成喜剧。这是一种必然发生的悲剧，是非如此不可的悲剧，是悲剧性的命运，命运悲剧。性格悲剧，是由于个性因素为社会所不容，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所造成的悲剧。苦难、痛苦等悲剧性存在具有发生的必然性，但是人为的努力对于减轻、缓解悲剧性的痛苦具有重要的价值。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不同，在文学方面的悲剧艺术创作成就，可以给人们带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努力恰恰是为了防范和避免悲剧的发生，在悲剧发生以后，如何减轻和缩短悲剧性的损失。
人类悲剧史证明，无论是面向自然界，还是面向人类社会自身，甚至面对人类的个体，人的知性、理性的发达，仍然显现出人类在征服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个体行为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和脆弱性。人类所能够做到的是通过减少过失、罪过的方式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减少灾难。这就意味着对人类自身的行为及其后果时时刻刻处于可知、可控制的范围内。遗憾的是，要做到这一点，要求使人达到自知、他知、全知的境界，而这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抛开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这一点不论，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同人、不同集团之间存在的利益阻隔，也会使人们难以对同一事件达成共识并采取共同行动。何况人所操纵的对象、事物有其自身的活动规律，人对它往往只具有部分、有限的控制力。
社会过程对悲剧存在有着天然的消解力。如果我们不去关注、不去留意、不去思考，或者我们非常健忘，则不管社会变迁、社会发生何等程度的动荡，带来何种规模的社会苦难、痛苦、毁灭，社会过程也会象大海吞没沉船及生命的自然过程一样，很快会不留痕迹地恢复平静，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过一样，一切都已沉积为往事。我们之所以去关注、留意、记忆和思考悲剧，则是为了有效防范悲剧的发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