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的律师吗？”
这一回曾子祥摇了头，“不是，我是他本人倒没什么，我只是有几点想不明白。第一，港媒这么有名的媒体，报道消息还深入了内地，却怎么会严重失实？第二，一个新闻官司需要打六年么？多拖一年，对我们希望工程的损失就增加一分，为什么要拖这么久？第三，不管是青基会的名誉，还是需要希望工程捐助的学校与儿童，他们的损失是现在能用这样的胜诉或者是能用现在多少赔偿能弥补的么？这才是我现在最气愤之处……”
记者沉默了一会儿，显然受他的感染，点头道：“那您认为这场官司你们一定会赢得胜利了。”
曾子祥叹了一口气，道：“官司肯定会赢。但真要从胜利的角度上讲，无论是港媒，还是我们基金会，都因为这场面官司受到了损失，最终衡量下来，大家都是受害者……”
“我理解您了，只是希望这样的损失不要再出现，也希望你们的希望工程能继续做下去，越做越红火。”
对记者这样的话，曾子祥并没有给记者所期待的“谢谢”两个字，而是有些疑惑的看着这位香港的记者，道：“需要我更正一下你的说法么？”
记者再次一愣，道：“您请讲。”
曾子祥清了一下嗓子，道：“首先，不是希望这样的损失再出现，而是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再发生；其次，我们的希望工程不是希望越做越红火，而是希望今后没有希望工程可做了。因为，那样表明我们内地的教育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不需要这样的希望工程地步。当然，作为公益事业，我们希望自己的希望工程在完成使命之后，转向另一个慈善事业发展方向。第三，作为媒体记者，你们不应该是仅仅限于希望这样、希望那样，而应该发挥你们的资源优势，尽力的为这项公益事业献计出力，而不是把一门心思放在如何寻找漏洞、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上，关注慈善事业的着眼点需要重新寻找与定位……”
记者听得连连点头，一边记录下来，然后眼前又有了一丝亮光，“你说的未来希望工程会转向，能提前透露一下会转向什么吗？”
“不能，但我会告诉你的是，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会朝什么方向努力。内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相信你们香港也早就关注到了吧？”
“嗯，这个我们知道。”
“那我们就一起构建这个和谐社会吧。”
记者摇头，“那是你们大陆提的。”
曾子祥忍不住又对记者摇了一次头，道：“一国两制，但前提是一国，你别忘了我们是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香港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行政区……”
“我懂了，谢谢你！”
“不客气。”
这样的采访，虽然表面看来没什么实质性意义，但曾子祥还是认真的作答。而且，他相信自己的话，完全可能出现在香港的媒体上……
持续一周的庭审，因为抗辩而显得更加精彩。
被诉方竟然在最后质疑青基会在香港筹到的善款下降，并非由于港媒的不实报道，而是因为青基会在当年并没有在香港为希望工程做足够的宣传推广。
曾子祥在原诉方律师的配合下，以答问的方式给予了坚决否认。他说：“两个方面：第一，港媒的不实报道本身对青基会就是一个反面宣传。第二，当年希望工程在香港做了较为充分的宣传，不仅在报纸上有大量报道，香港无线电视台还拍摄并播出了一部介绍希望工程的纪录片。”
按照原诉方律师的安排，请求法官准许在庭上播放这份电视资料。得到法官应允，到庭的每一个人都饶有兴趣地看到了当年拍摄的电视纪录片若干感人事例，当年内地贫困农村穷孩子失学的严重状况展现给了庭审现场的观众：生活的艰难，家长的无奈，借债助学的老师，害怕失学的孩子……一幅幅实地拍摄的真实画面，吸引着法庭内所有人的目光。纪录片还介绍了由香港人捐助的希望小学，介绍了曾经失学的孩子。
接下来的休庭时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不同的看法。
青基会在港媒打了一场诽谤官司，这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保护人格权及法人的名誉如何平衡？公益机构要不要接受舆论的监督？诽谤和正当批评是什么关系？大陆的新闻侵害名誉权诉讼与香港的新闻诽谤诉讼有什么异同？国家处理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制度发展到什么水平？
每个人在这个休庭时节里，头脑中都不断盘旋着这些问号，寻求着答案。这不仅是为青基会本次诉讼寻找一些法学理论上的分析，也是试图将这起诉讼产生的某些精神成果留给社会。
媒体与基金会的官司，引来了更多媒体的关注，香港的、内地的都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机会对希望工程的负责人进行采访
对此，曾子祥觉得倒是一个可以宣传利用的机会，他是来者不拒、有问必答。其中一个记者围绕本次官司，问了他一些尖锐的问题，“你从这次诉讼中怎么看新闻自由与诽谤法？有什么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