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免于经济资敌，提出了焦土抗战的策略。在政府的协助和组织下，华北、东南沿海城市的工业设备和厂家纷纷内迁，据统计，上海、河南、山东等地向武汉迁徙的厂家共有170余家。武汉会战爆发前，武汉的工厂已达到700家，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亿元以上。由此，在上海、南京、北平等人城市失陷之后，原木经济济实力就相当雄厚的武汉在中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唯一的门类齐全的工业大都市。1938年的武汉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抗战的经济中心。在武汉人会战期间，武汉的经济运作基木上被纳入了战争体制中，为国家抵御外侮贡献了大量的物资、人员、车辆、瑙重，同时在武汉的设备、工厂于会战爆发后即有计划、有秩序地往后方转移。数月以来，政府从武汉迁出的物资、设备有万余吨。除由外埠迁到武汉后继续内迁的企业外，武汉木地内迁的工厂有250家，其中迁入四川的有 98家，迁入陕西的21家，迁入湖南的115家。迁入工厂有机械、轻工、化工、纺织、水电等门类。前线将士的喋血靡战，为武汉工厂的内迁争取到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武汉工厂的内迁，是抗战时期规模最人的一次工业迁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一次大转移。这些在武汉会战期间西迁的工业，大大充实了西南大后方的抗战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加速了落后的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重庆在抗战期间成了新的工业中心，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在工业西迁的同时，武汉地区大量民众的疏散也在周密的计划中有组织地进行。早在南京失陷后，武汉行营和湖北省政府便已着手组织民众撤退与转移。持续几个月的武汉人会战为民众疏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武汉原有人为120万，在几个月中，被疏散人达到80万，截至1938年10月24日，路经武汉辗转至人后方的民众则逾200万。这些由教师、工人、农民、商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多种身份的人员组成的西迁人潮，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族群人融合，他们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注入了活力，也带去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和希望，武汉抗战为铸就此一壮烈的历史奇迹而作出了重人贡献。
日军大本营原以为可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解决掉中国的抗日力量，然后实行其进攻苏俄和南取太平洋的战略企图，以达到“八弘一宇”的目的。而武汉会战在相当人的程度上，迟滞了日本帝国南下的时间，打破了其原定“北进”之企图。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为止，日本陆军的70%的力量，约35个师团都陷入中国的战场中。
武汉会战以后，对日本而言，不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而且战争明显呈现出胶着和遥遥无期的势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百万主力基木上都被中国战场所牵扯。日军由此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而北进苏联的野心，在速决战演变为持久战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过，苏联由此也避免了在战争中腹背两面受敌的局面，从而得以在苏德战场上放手一搏。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1938年在武汉的那场大战不逊色于二次大战战场上的任何一次战役。在整个世界人战的战局中，每一次大的战役都有着“全球化”的意义，武汉会战亦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人会战先于二战全面爆发一年有余，从会战的意义而言，它不仅是全程抗战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局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立业到了后方，被大波使尽浑身解数，上下烧钱，竭尽全力，挤出了新12团，最后按了个原因，是作战不利，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没有督战不力，放弃战地，有见于后来的行动，和以前的战功，降级使用发送到38师当营长。黑嘿。
南京陷落前后，德国大使陶德曼应日方要求，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为蒋介石否决。此后，希特勒政权企图继续调停，拉拢中国。1940年10月1日，桂永清电告蒋介石，听说德国拟妥中日和议方案，要中国承认伪满，日方拟撤退华中、华南日军，与中国经济合作。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6-160。6日，纳粹第二号头子戈林自前线返回柏林，密约桂永清谈话。戈林盛赞“日本优点”，指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弱点及蒋介石困难情形，认为“如日本集中全力，专向中国主力及所在地不断攻击，则早已收效”。桂永清当即告以中国“抗战必胜之原因”。戈林称：“日本为我同盟国，中国为我好友。德、义胜英后，中国必更困难。中国绝少战胜希望。况日本只欲得一部分生存土地，不如合理言和。”桂永清答称：“中国为祖宗、历史、子孙生存而战，现已握住敌国弱点，必待日本根本崩溃，放弃其大陆政策而后已。”戈林继称，中国决无力驱除日军出境。桂永清答称：委员长“为革命党领袖，从斗争中所造成意志坚定之三十万军官，五百万战士，亦非任何势力所能压倒”。二人对谈约两个半小时。戈林最后表示“希望中日和平”。事后，桂永清向蒋介石汇报，请求指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