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母亲：“娘，你的脸疼吗？”母亲立刻笑了，说：“不疼，不疼，一点也不疼。”我对母亲的话感到疑惑不解，脸破了，流着血，怎么会不疼呢？
父亲清醒后，看到了母亲脸上贴着白布，第一句话就问：“你的脸怎么了？”母亲笑着说：“我走路不看路，不小心被咱家石榴树的树枝挂了一下，你说是不是咱家的石榴树想吃肉了？”母亲还不忘调侃一下。父亲接着问：“疼吗？”母亲摇摇头说：“没事，一点也不疼，不是怕见风，我早把这布扯下来了。”父亲不作声了。他走到院里，拿起一把铁锹，直奔石榴树。边走边喊：“我伐了它，要它干啥？”母亲说：“那么好的树你伐它干吗？”父亲说：“留着它干什么，还让它挂你的脸是不？”母亲最终没有劝着父亲，那棵石榴树被父亲伐掉了。
父亲每年都会犯好几次病，每一次犯病，最可怜的是母亲，父亲在犯病时对她拳打脚踢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是母亲却从没有对父亲有过一丝埋怨。父亲每一次犯病，都会毁坏一些东西。母亲为了不让父亲清醒后知道自己毁坏了东西，总是会买来新的。像碗、碟子、暖壶这样的东西，母亲总是偷偷买上几件，放在邻居家。每当父亲毁了这些东西，母亲总会从邻居家把新的拿出来。而后就是反复叮嘱我和弟弟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父亲他砸毁过东西。母亲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父亲，尽力不让他受到一丝刺激和伤害。而我和弟弟却是母亲完全不同的心态：他没发病的时候，怕他发病，发了病的时候，对他又充满了怨恨。这个时候，我们还无法理解母亲，对母亲的心思，我们无法感同身受。
尽管母亲那样的用心良苦，最终父亲还是知道了一切。那次父亲犯病了，家里的电视遭了殃。母亲将电视机送进了修理铺，好多天还没有修好。弟弟放学后，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邻居家看《西游记》。母亲做好饭后，要我喊弟弟回来吃饭。我喊了几次，被电视节目吸引着的弟弟都不回来。父亲着了急，气呼呼地跑到邻居家，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把弟弟拎回了家。到家后，弟弟呜呜咽咽地哭。
父亲训斥到：“在别人家看电视，连饭都不回家吃，你还哭什么哭？”也许是长期怨恨的积压，弟弟脖子一拧，对父亲喊道：“你要不把咱家的电视砸坏了，我才不去别人家看呢。”“什么？我什么时候砸毁电视了？”父亲瞪大眼睛问。“就是你砸的，你一犯病就砸东西，还打娘！”弟弟的话对父亲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父亲傻呆呆地立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母亲正从厨房向正房端菜，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弟弟的话她刚好听到，“啪”！母亲手里的盘子掉在地上，冒着热气的菜洒了一地。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我看了一眼小弟，小弟可能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低下头去，也不敢哭了。父亲呆呆地看着母亲，母亲也呆呆地看着父亲。最终还是母亲打破了沉默，她脸上浮出笑容，对父亲说：“你别信孩子的话，他肯定是生你的气，才这么说的。”然后，母亲转身问弟弟：“是吧？”还边说边偷偷向弟弟使眼色。年幼的弟弟不知所措。父亲显然已经明白了一切。他跺着脚问母亲：“你说，孩子说的是不是真的，我犯病时打过你，是不是？”母亲连忙说：“没有！没有！……”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你们俩出去！”父亲对我和弟弟吼。我看看母亲，母亲说：“去吧，听你爹的话。”我便扯着弟弟的手走出屋。刚走出去，父亲就“砰”地一下，把正房的两扇门关上了。我示意弟弟别说话，然后蹲下来，透过门缝向里面看。父亲抓着母亲的手：“你说，孩子说的是不是真的？”母亲拼命地说：“不是！不是！”父亲突然猛地跪倒在母亲面前，用额头不停地磕地：“桂兰，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呀……”母亲赶忙把父亲拉起来，边拉边说：“你这是干吗？我心里从来没有怪过你呀。”父亲一把抱着母亲，头伏在母亲的肩头呜呜地哭起来。我们在门外恨恨地想，哭什么哭，你把妈妈和我们都害苦了还不知道。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父亲对我说：“从今以后，如果我再犯病，你就帮你娘把我的手和脚都绑上，知道吗？”我还没有表态，母亲忙接上了：“不成不成！”父亲说：“不成也得成，我可不能再打你了。”母亲不作声了。她怎么舍得用绳子绑父亲呢？此后，父亲犯了病，母亲依然会死死地拽着父亲的腿，自然也少不了挨父亲的打。有几次，我实在看不过去，就找来绳子想把父亲的手和脚绑上，可是母亲说什么也不让。直到医生赶来，给父亲打了镇定剂，母亲才肯松开父亲。母亲说如果用绳子绑父亲，更刺激父亲，而父亲的病是需要尽量避免刺激的。
清醒过来的父亲总是觉得对不起母亲，在他精神正常的每个日子里，他会想尽办法去为母亲做些事。有一天晚上，母亲打来一盆热水，坐在小板凳上，开始烫脚。正看电视的父亲忙走过去，蹲在母亲的盆前，给母亲洗脚。两人边洗边说着家常。我清楚地看见，父亲和母亲的眼里都有泪涌出，一颗一颗地滴落在母亲脚下的水盆里。母亲工作的单位离家很远。每天下午，父亲就早早地骑着三轮车去母亲的单位门口等母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