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结构又有其较强的稳定性，因此并无根本性的突破。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并不会对我国农业造成多少直接冲击，但间接影响和“倒逼”却十分突出。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减产、停产，城市房地产等建筑建设行业的疲软，必将使大量农民工退出城市就业，从而减少农民收入、压缩农村消费。这对于扩大内需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实现近期的经济目标，更为了建设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我们应该抓住挑战所带来的机遇，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
1.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并采取一系列抑农促工、强城弱乡的财税手段来保障这一战略的实施，造成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一是在财税收入上，加大农业和农村剩余向工业和城市转移。1952～1989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国家从农业中获取了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215.86亿元，共达10932.61亿元。二是在财政支出上，重点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在城市，一切公共设施的建设经费和开支均由国家、政府和全民单位负担。但在农村，农民必须自己出钱办中小学、办医疗、办文化事业，修建道路、水电等几乎农村中的一切公共设施。
为了实现重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区割城市和乡村，我国推行了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基本上是静态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但身份未变，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是享受不到。留在农村的农民，当然也是如此。这造成了城乡之间严重的国民待遇不平等，影响了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
劳动就业也是农村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我国农业单产并不低，种粮不赚钱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达不到规模经营。单纯园艺式务农很难让农民富裕起来，现代化农业又必然大量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向非农产业转移比较困难，农民工进城务工缺乏制度保障，不能融入城市，始终还是农村人，农村就业问题日趋尖锐。
收入也是城乡差距的一个突出问题。城乡收入差距与农业产品价格偏低、农民工多从事低技术型职业有关，也与农村土地制度有关。我国有关法律制度严格限制农民对自己的房屋和房屋下面的土地的处置，土地无法自由交易，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的使用收益和附着物的所有权收益很难流动，这必然影响农民的收益。此外，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征地权攥在政府手中，征地后土地的增值收益又大都流向了城市，已经引起农村社会的不满。
总之，“三农”问题的困扰，归根结底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应该指出，形成我国城乡割裂二元结构的制度经过了长期的积淀，很多已经被法律法规固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相关政府部门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也不无惰性。因此，统筹城市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还有许多困难。
2.推进城乡一体化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并且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但是，我国城乡分割时间跨度长，城乡差异巨大，涉及人口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等方方面面，很难一时全部解决。尽管为了推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国家已经努力了几十年，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分割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对于我国来说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统筹考虑，逐步推进，重点突破。
首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是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保障。具体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即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体系。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改变传统观念，不应该在标准、投入等方面差别对待、厚此薄彼。
其次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在内的要素市场体系。关于金融市场，要积极发展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培育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关于劳动力市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失业登记制度、就业保障制度，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关于土地市场，要实现城乡土地、房屋产权的统一或衔接，保障农民实现与土地相关的收益。
再次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要打破城乡身份区割，保障公民的迁徙和居住自由，实现城乡居民就业、居住、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机会均等，最终达成全民“国民待遇”的统一。
3.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