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特写，并使之定格，让我们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全面暴露了出来。金融风暴给了我们一个认识问题的时机，那就让我们作一些概览吧。
首先看增长与民生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强劲增长，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24.95万亿元，增长68.45倍，年均实际增长9.8%。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概略性地来判断，GDP的增长超过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高达10倍！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百业待兴，国民收入理应更多投入国家建设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基本建设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时候，同样理应及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向民生投资。然而，30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GDP的增长几乎年年都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贫富之间的差距几乎年年都在拉大，这问题就十分突出了。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本该建立较为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国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我们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增长，未能更多地顾及民生。因此，遭遇此次金融风暴，就暴露出了我国经济社会抗风险、抗危机能力的欠缺，暴露出我们经济社会的脆弱性。
其次看生产、建设与消费的问题，在新中国的早期历史上，我们曾有过一段先生产后生活的特殊年代。就是说，举国上下，生产、建设被置于生活之前，生活放在次要的位置。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关，我们那时是一穷二白；也与革命传统有关，革命年代的革命者都是革命第一甚至唯一，生活是算不了什么的。在新时期，不管是革命传统的延续还是新国情的需要，我们仍然把生产、建设放在了前边，把生活放在了后边。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就是重投资而轻消费。
如果说新时期初期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还有些懵懂，不了解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那么，在我们业已建设市场经济并运用市场规律的时候，不注重消费就只能说是我们的失误了。其实，这些年，我们对消费促进经济的作用是有所认识的，注重扩大内需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重内需方面，我们又偏重了投资而非消费，或者说更多着眼于中间消费而非最终消费。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本该培育出一个较大的中产者阶层，建成或初步建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但是，我们更多地关注了出口和投资，消费一直未能成为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的辕马。在金融风暴之下，我们的金融领域受影响较小，经济社会受外迫、内生双重问题的挤压十分突出。扩大消费尤其是最终消费，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关系到了我们的经济安全。
再来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经济运行的指挥棒操诸政府之手，市场没什么作用。新时期我们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市场机制越来越大的权重。相对于新中国的前30年，改革开放的30年，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长足的作用。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我们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更为突出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乃至倒错。政府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常常越位，干预本该由市场调节的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又存在严重的缺位，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文教卫生事业的建设。而且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政府对市场的粗暴干涉时有所闻。这一点，看看当今的房地产市场就会一目了然。我们不能不痛心地承认，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短命工程、房价高企乃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无不与某些地方的政府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严重错位，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绝不能因为此次美国信贷危机有失之于监管不力的原因、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救市，来为我们政府的手伸得过长、过滥开脱。
体制改革可以概括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体制的改革。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着力最多，其他方面则改革的步伐要慢一些，这一点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年公权越来越横暴、腐败越来越猖獗，不能不说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有关。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不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公权不能受到制约和监督，决策和政绩评价不能实现民主化，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又可能出现偏差。
认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金融风暴给我们提供了认识问题的时机，也带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机遇。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们固然应该把这一天当作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终点，却更应该把它当作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它只是我们前行的加油站，而不是终点站。如果说我们的个体人生有终点站的话，那我们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应该不断变革，历久弥新！
3.战略机遇期仍在我们手中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