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农卡”还可以作为社会保险的参保凭证。农行可以通过与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险的管理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以代收代付等方式，帮助持卡人通过惠农卡完成保费缴纳、养老金发放、合作医疗身份识别、合作医疗费和就诊款项缴纳、医疗报销费用代发等服务功能。从而方便惠农卡持卡人加入和享受各项社会保险，降低保费归集和保险金发放成本，提高相关政府部门对参保人员信息的管理效率。
“惠农卡”的这两个好处，起到了沟通作用，使得政府和农民之间的费用流通有了更便捷顺畅的接口。除此之外，为农户提供“小额信贷”也是“惠农卡”的主要功能。
“小额信贷”
农行制定“蓝海战略”的背景还来自“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是一种为城乡低收入阶层服务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方式，旨在通过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型企业提供获得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它既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又是一种公益扶贫的重要方式。
2006年10月13日，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凭其开创的“小额信贷”摘取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的获奖在中国引起了“小额信贷”的旋风。当然，这一旋风也影响到农行。
对此，项俊波在农行2007年年中分行行长会议上说：“这些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经验，特别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和印尼人民银行的成功模式，为我们通过商业运作面向‘三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通过颠覆商业银行‘锦上添花’的经营传统，为客户‘雪中送炭’，完全可以开辟商业银行新型经营之路，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这里面的关键，是要在透彻理解自己所处农村金融环境的基础上，创新出合适的经营模式。例如，孟加拉乡村银行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跟尤努斯教授创新出的‘农户联保’模式有关，因为这种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农村抵押担保不足、农村信用环境不好的障碍。由于国情、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国外农村金融机构的具体方法我们不可能照搬，但是他们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只要我们用心去摸索，一定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
这里提到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实际上就是尤努斯在1976年创办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其主要为农民提供“小额信贷”。经过30年的发展，格莱珉银行已经从将27美元贷给42位穷人开始，发展为拥有贷款者总数380万，1277个分行，覆盖孟加拉国46620个村庄，累计发放贷款额44.6亿美元的大银行。
而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早在1993年，就开始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进行的“小额信贷”试验。茅于轼的这个“小额信贷”基金与尤努斯的模式一样，在不需要担保的情况下，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其资本从500元发展到目前的数百万元。尤努斯与茅于轼的实践说明，“小额信贷”是完全可以赢利的。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手续繁杂、额度小、成本高，农民几乎不能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据专家调查显示：农民的贷款需求基本被满足的只有10.4%，43.1%的农民认为贷款手续繁杂，36.4%的农民认为难以达到贷款准入条件，3.8%的农民认为银行难以贷款。
正因为如此，农行要抢占县域“蓝海”市场，对农民开展“小额信贷”不可或缺。“惠农卡”起到了“蓝海”战略和“小额信贷”的桥梁作用，受到农民朋友的普遍欢迎。截至2009年9月末，农行已经发行“惠农卡”2966万张，为近3000万户1.2亿农民（户均约4人）提供了金融服务，在县域“蓝海”市场取得了重大突破。
而在“小额信贷”上，农行的具体操作是：持“惠农卡”的农户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采用保证、抵押、质押、农户联保等多种方式申请贷款。贷款授信额度为3000～50000元，授信期限为1～3年，对从事林果业等回收周期较长的生产经营活动还可延至5年。贷款方式分为自助可循环方式和一般方式。一般方式下，农行对借款人实行一次性放款，一次或分次收回。自助可循环方式下，在核定的最高额度和期限内，借款人可随借随还，通过自助借款方式提款、还款，按照贷款的实际使用天数计息，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借款人的利息支出。这一操作具有覆盖面广、用款灵活、用途广泛、准入门槛低、担保方式多样、手续简便、借贷成本低等特点，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截至2009年9月末，惠农卡授信额达718亿元，惠及农户289万户。
当然，“小额信贷”的最大难题是风险控制。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最关键也是控制好风险。我们可以以湖北汉川农银村镇银行为例，了解一下农行是如何控制风险的。
实际上，为了进一步推动“小额信贷”，农行在2008年8月18日成立了湖北汉川农银村镇银行与内蒙古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直接进行“小额信贷”。为较好地防范风险，湖北汉川农银村镇银行在客户简易评级的基础上，采取了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