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接受调查的近一半的跨国公司表示有过商业贿赂。根据前不久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一家名为控制组件公司（Control Components Inc.）的跨国公司从2003年到2007年，在30多个国家行贿约236次，由此获得约4650万美元巨额利润。在贿赂名单中，中石油、中海油、江苏核电、国华能源、材料设备、东方电气等赫然在列。在此之前，制造不干胶的艾利丹尼森公司也因给中国官员回扣、礼物和组织游览而受罚，而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如朗讯、西门子的“贿赂门”事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在防范和遏制商业腐败方面，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关严密法律的缺失，一旦遭遇利益至上原则下跨国公司在本地化运营过程中对商业腐败行为的粗疏管理甚至是默许和纵容，商业贿赂大行其道就不再是一种偶然情形了。
在全球企业公民语境下，一家拥有良好公司治理水准的跨国企业，意味着该组织应当遵守地方和国际法律、满足透明度和诚信的要求、遵守经营活动区域的道德规范和环境与社会行为准则。随着跨国公司触角所及越来越深，不同地区的法律环境差异和社会制度差异，都对跨国组织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今天的“经济杀手”不再以殖民地时代的简单的“谍影重重”方式出现，在地理国界概念被技术主义抹去之后，恰恰暴露出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和经营活动区域环境的一种激烈冲突：一方面，企业必须超越现有的公司治理法定要求，以应对愈加复杂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所在地域的政府机构和民众）的更高预期；另一方面，在参与和促进区域发展、包括适应愈加透明化的公司管理要求方面，跨国企业势必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公共责任。
责任投资
历史上，宗教和伦理力量在企业公民实践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到20世纪70年代，商业力量对于宗教伦理力量的取代，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性的社会责任投资运动。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国，教会担当着信用担保的角色。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无法从银行借到钱。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教会拥有相当多的财富，是颇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与此同时，教会不遗余力地对作为其教民的投资者进行劝勉，要求投资者不要投资那些“原罪性企业”，比如从事军火、烟草、酿酒、赌博和色情的企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教会发起组织先锋基金（Pioneer Fund），作为投资的示范。
不过，社会责任投资的真正发展，是由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美国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来推动的。当时，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黑人运动，将社会事件、道德与抵制特定公司融为一体，为后来针对个别企业的抵制行为提供了借鉴。随后，在风起云涌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社会运动中，这种针对企业的抵制得到进一步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人都记得一张拍摄于1972年的照片，照片上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正在拼命逃离燃烧的村庄，一边奔跑一边脱掉身上正在燃烧的衣服。生产那种难以扑灭的燃烧剂的陶氏化学公司成了大家抵制的对象，并且将这种抵制扩展到其他许多在越南战争中获利的军火商。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军火商的股市表现受到了很大打击。
除了这些运动之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又出现了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推动消费者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以及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企业，进行抵制。这两场运动，比起之前更加政治化的运动来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的关系更加密切，使???人们从更加日常化的角度来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他们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