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汇丰银行还受港府委托，在发生银行风潮或危机时，担任最后贷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最后贷款者”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之一，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有责任向受不利谣言困扰的银行提供流动资金援助，或有需要时以注资方式拯救问题银行；其二是向资金紧张的银行体系注入资金，以及对当日同业市场收市后缺乏头寸的银行提供隔夜信贷。在香港的金融体系中，“最后贷款者”的职能由港府的外汇基金与汇丰、渣打两家发钞银行共同承担。1965年汇丰收购恒生银行，便是行使这种职能的结果。只是在1983年至1986年的危机中，由于港府直接干预之故，汇丰才采取了相对的低姿态。
此外，汇丰大班一直享有行政局席位的传统。通过拥有此等席位，汇丰不但事先知道政府的重大决策【包括金融方面的决策】，而且还参与决策本身的制订。
就这样，汇丰作为香港的“准中央银行”，高居香港金融体系金字塔的顶端，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香港金融事务及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把握着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命脉。正如一位非英资银行的银行家所说：“在香港，你要照汇丰的规则玩游戏，否则便无从玩起，他们供应球、球场、球证--以及对方队伍。”
但是，私营牟利商业银行拥有准中央银行职权而引起的利益冲突和偏袒不公，这种现象迟早会得到改变。
冯邦彦：香港金融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2，371页。
洪一峰，沈弼与包约翰：香港银行界的一对最佳配搭，载《信报财经月刊》第4卷，第5期。
5 向北美拓展
牢牢在香港站稳脚跟的汇丰，准确地看清了时代的潮流。沈弼一坐上汇丰大班的位置，便费尽心机地两手并举，一手稳固香港这个根据地，同时小心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一手加快海外投资步伐，力求在全球各地分散，实现业务国际化。从而正式将眼光投向欧美，真正走出亚洲。
早在19世纪后半期，汇丰银行的分行络已经横跨亚、欧、美三大洲。不过，汇丰的业务重心一直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的业务，或者是因为华人华侨的原因而跟进，或者是围绕着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主体业务而展开。1955年撤离中国内地后，汇丰开始以较大的动作向亚洲其他地方拓展。1959年，汇丰首次作大规模的并购性扩张，先后收购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使南亚次大陆和中东地区的业务得到扩展和壮大。不过此时的汇丰，仍然是一家地区性银行。
对汇丰而言，1977年无疑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沈弼出任汇丰银行主席后，即着手筹划及部署集团国际化战略，以香港为基地，向东南亚、欧洲、中东、美国、加拿大和澳洲谋求发展，力图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络。一则此时汇丰及其持有的恒生银行，在香港银行业市场已占有约六成的份额，发展余地有限；二则香港新界1997年租约届满的问题开始困扰英国及香港政府，汇丰作为香港政府的首席银行家，自然深知内情，政治因素和20世纪50年代撤离内地的经验，迫使汇丰及早作出打算，将投资分散至世界各地；三则当时国际银行界扩张兼并已经蔚为风潮，进军美国开始成为欧洲和日本银行界的时尚，也许是“得美国者，得天下”。
沈弼上任后首选地也是美国市场。他选中了美国第十三大银行--海丰银行开始其涉足美国的新历程：一则由于他认识该行主席，熟悉其背景；二则海丰银行多年来一直陷于财政困难中，也欢迎外来资金注入。汇丰银行对附属机构不加干预、让其独立经营的作风【譬如取得恒生银行大部分股权后，未改变其经营风格】，也让海丰银行相对放心。
1978年4月，汇丰与海丰银行达成协议，规定汇丰最终可持有海丰银行51%的股权。
然而，接下来的进展并不顺利，收购过程拖了一年有余，其间可谓波折频生。一开始汇丰董事局对此收购计划意见并不一致，对收购这样一个财务有问题的银行后是否会发生财务困难存有疑虑；接着是美国纽约州银行业监理专员阻挠，迫使海丰银行转领国民银行牌照；纽约州政府又一再追查汇丰银行的内部储备，因为美国人传统上看重资料的公开，而香港则允许银行不公布其内部储备，汇丰的财务报告并不详细透露其在香港的真实情况。对此，沈弼强调，汇丰银行从来没有调取内部储备做账，事实上这也逃不过核数师的耳目。
经过近两年的周折之后，1980年3月，汇丰终于根据协议先行收购海丰银行41%的股权，同年10月再收购10%的股权，总投资达3.14亿美元。
这是汇丰在美国进行收购迈出的坚实一步。总部设于纽约州水牛城的海丰银行，其历史可追溯至1850年，比汇丰银行还早15年。
20世纪初，海丰银行在兰德家族的领导下，业务扩展至整个纽约州，而且是除纽约市以外最大的州内银行机构。1929年10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扩展步伐加快。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