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善衡在操盘，业务更是蒸蒸日上。
1949年2月，林炳炎去世，恒生银号改由何善衡任董事长，组成新的领导班子。1952年12月5日，恒生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全面开展商业银行业务。
在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恒生银号的经营可谓独树一帜。它以服务民众为宗旨，面向香港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和商行，面向市民。如果说汇丰银行走的是大客户的路线，那么恒生银号的目标客户则是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何善衡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自始至终本着顾客第一的精神，并时刻提醒员工，不论是草根阶层，还是劳苦大众，只要他们一踏进恒生银行，便成为我们的上宾。”
当时，香港一般市民及中小厂商仍觉得汇丰等大银行高不可攀，难以接近。恒生通过一系列富有中国人情味的周到服务，拉近了银行与社会大众间的距离，在众多银行同业中确立了独特的形象，赢得了顾客，赢得了市场。
恒生的新顾客多为广东籍制衣、玩具、塑胶、五金及电子业厂商，他们希望得到银行的信贷，但他们既无公司资产负债表，也无足够的抵押品支持所申请的贷款，可是恒生对此并不介意。不少早期得到恒生资助的小公司，后来都逐渐崛起为大公司、大财团，成为香港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骨干企业，恒生的业务也因而与它们一同成长。事情就这样相辅而相成。
1960年2月17日，恒生银号正式改组为银行。同年，先后在九龙油麻地和旺角等商业繁华区开设分行。其后，恒生积极在港九各区拓展分行络。1962年，恒生银行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总资产达3.55亿港元，存款达2.96亿港元，银行员工达400多人。恒生不仅成为香港规模最大的华资银行，而且开始挑战汇丰在香港本地零售银行业务市场的垄断地位，成为其强劲的竞争对手。
然而，世事难料。仅仅三年之后，恒生银行即被汇丰取得控制性股权。
随着香港经济起飞，地产市道形成第一次热潮，带动银行业迅速发展，尤其华资银行日渐壮大。然而，一些华资银行经营策略冒进，不但大量贷款给房地产业，而且积极参与投机，造成流动资金严重不足。而当时香港并未建立起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因而银行危机迅速酝酿并蔓延。恒生银行的溃败，根源正在于华资银行过快的膨胀与扩张。
1965年，是香港华资银行危机四伏的一年。这年2月，一家深度卷入房地产交易的小银行--明德银号因流动现金短缺且无还债能力而被迫暂停营业，接着冒进有余、稳健不足的广东商业信托银行成为挤提风潮的第二个目标，其香港仔分行在2月6日突然发生大规模挤提。一时间，有关当地银行资金困难的谣言四起。惊恐万状的存户开始大量提取存款，挤提风潮迅速波及广安、道亨、远东、永隆等华资银行。发钞行汇丰和渣打银行分别宣布“无限量”支持恒生、永隆、远东、广安以及道亨等银行，港英政府宣布紧急规例并付诸实施，才使危机在10天后告一段落。
然而，3月中旬，挤提风潮再起。这次首当其冲的正是财务状况健全、服务忠诚并口碑载道、在存款和资产方面位居华资银行之首的恒生银行。等候提款的市民从中环的恒生银行总行，一直排到靠近天星小轮码头的干诺道海边。仅4月5日一天，恒生银行被提取的存款即达8000万港元之多。几天内，流失的存款超过2亿港元。面对危局，恒生银行董事局决定了三个解决办法：第一，结束恒生银行业务，进行清盘；第二，接受美国大通银行收购恒生的建议；第三，加入汇丰银行为该集团的成员。时任恒生银行副总经理的利国伟获授权与香港财政司及汇丰银行主席讨论收购事宜。
事后，利国伟回忆说：“1965年4月9日，我获得董事会的授权，到皇后大道中的汇丰银行总行去，在那里花了大半天时间。他们希望购买百分之七十六的恒生股权，而我们则只愿意卖百分之五十一。他们对恒生的估价是六千七百万港元，我们的估价则是一亿??元。我坚守自己的立场，结果按我们的条件成交，不过那时是午夜了。”一天后，汇丰以5100万港元的价格收购了恒生银行51%的股权。
苦心经营逾30年的恒生银行控制权就此断送，成为何善衡等恒生创办人毕生的憾事，何善衡为此痛哭了两个晚上。不过，他在出售当天仍亲自主持会议，并不断向员工解释，借此稳定军心。
1965年发生在香港的金融恐慌，与1866年环球金融大恐慌时的香港相比，倒闭和受影响的银行此时并不比100年前严重，但是受影响的人群和厂商之多已非同日而语。大批银行持续数月的挤兑，万千存户辛苦积攒起的储蓄丧失，以及随着清偿力混乱而导致数百家厂商破产。而一波高过一波的挤兑风潮，几乎使形势失控，整个银行系统均受到威胁。
这场金融风暴中最大的赢家自然是汇丰银行，它不仅以极低廉的价格购入最宝贵的资产和业务，而且一举消除了香港银行业中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从而奠定了汇丰在香港银行零售业中的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