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降低工业用地租金，将其降到市场利率以下。土地政策的改变逐渐发展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做法，即通过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来促进工业发展。负责处理工业问题的政府行政部门也被适时扩充。1949年，进出口部改组为工商署，并设立了新的职位--副署长【工业】，他将“把所有时间投入鼓励新工业设立和已存在企业的扩展”，并“向有潜力的工业家建议工厂的位置和类似问题”。
不过，这一阶段，香港经济结构仍然同战前一样以转口贸易为主，工业只是起步而已。正如当时的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W.George】在给立法局的施政报告中所说：“贸易是殖民地的血液……香港工业的前景仍很模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1947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达27.67亿港元，比战前最高年份1931年的12.8亿港元大幅增长了116%。到1951年，香港的对外贸易总额增加到93.03亿港元，比1947年大幅增长2.4倍。其中，对中国内地贸易激增，是香港贸易迅速恢复的最重要原因。
然而，好景不长。朝鲜战争爆发与1951年6月由美国及其盟国把持下的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使作为贸易转口港的香港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夜之间，香港失去了它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转口港和货物转运中心的地位。一些驻港的外国记者纷纷预言：这个殖民地即将面临崩溃。
香港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好在这一时期香港已经孕育了工业化的全部基础。从上海来的企业家和从广东流入的大量劳动力，本地银行对新建工业企业的扶持，以及香港政府逐渐制定出一整套公共政策，都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氛围。香港的工业迅速发展，成为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到1959年，港制产品出口值达22.8亿港元，第一次超过转口贸易值19.95亿港元，标志着香港已经正式走上工业化道路。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美等国家实行配额限制。然而这非但没有限制住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个利好。因为配额的水平和数量按过去的表现厘定。香港是世界上最早出口成衣的地区之一，又是一些种类的纺织品的全球最大供应者。因此，香港拥有的配额比其他地区要高得多。
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工业化浪潮持续，香港的纺织、制衣业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塑胶、玩具、钟表、金属制品及电子工业也相继发展，并带动香港的贸易、航运、金融及房地产业向前发展。工业化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一道新的洪流。汇丰一旦加入这个洪流之中，参与也就是享有，于是汇丰与香港一同迅速起飞。
黄绍伦：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14页。
香港立法局会议记录【1949】第73页，转引自：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1页。
亚历山大·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广角镜出版社，香港，1984，212页。
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形成大量内地移民涌向香港的又一个高峰，而这恰好满足了香港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2 摩尔斯：开辟金融新“战场”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朝鲜战争期间，汇丰银行经历了十年的艰难时期。为了顺应时局剧变，汇丰银行的发展战略重心从中国内地逐渐转移到以香港为重心的亚太地区。这种转移不仅是汇丰的巨大转变，也是怡和、太古等其他大型英资财团的一次战略大调整。
对汇丰而言，香港与上海是它的两个支柱。如今，上海那一根支柱坍塌，中国内地的业务颗粒无收，香港因此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时刻关注着形势发展的汇丰，马上意识到了大批上海企业家到达香港的意义，也看到了广东移民涌入香港背后的时代变化。从这种历史的转变中，汇丰看到了香港经济的一种新的前景，以及它对于汇丰重建的深远意义。企业家创建工业需要借款，以购买土地、建立厂房、购买原料，而正在千方百计寻求盈利机会的汇丰，正好能够提供这种便利。于是，汇丰积极置身其中。1948年，汇丰首次对香港纺织业提供贷款。1950年，摩尔斯更是打破多年来的传统惯例，直接与来自上海的企业家打交道，向他们提供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
到1953年年底，香港已有三千多家工厂。除了最主要的纺织工业外，胶鞋、塑胶、灯泡等工业也开始稳步增长。汇丰在这一时期对香港进出口贸易融资中所获取的利润，已经抵消并超过了它丧失对中国内地贸易的全部损失。汇丰银行的资产也从1946年的9400万英镑迅速上升到1953年的2.2亿英镑。
摩尔斯不仅踏着香港工业化的步伐向前迈进，而且逐渐为汇丰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摩尔斯开始将目光转向东南亚等地区。他在任内最后一次股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