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香港依然由英国占领，虽然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英国早作谋划，抢先一步重新占领了香港并恢复港英政府。
1946年6月，汇丰银行在香港召开了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大会追认摩尔斯为总经理，同时选举其为董事，董事会又重选他任董事长。
1942年在日本胁迫下签字发行的纸币，成为汇丰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摩尔斯离开伦敦前，曾与英国殖民部谈过这笔约1.19亿港元【约750万英镑】的“迫签纸币”，汇丰银行决定承付全部非法纸币。汇丰认为，拒绝支付这些钞票将有损银行信誉。
汇丰银行这一举动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这与另一家在上海起家的跨国金融企业--美国国际集团处理上海旧保单事件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1995年，一位“老上海”从箱底拿出新中国成立前投保上海友邦的寿险保单，要求友邦赔付。而友邦基于法律原因不予理赔。虽然友邦现在的广告词说自己是“世界保险巨擘，源自中国”，但它此时则宣称：现在的友邦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友邦没有法律上的承继关系。金融保险业是经营信用与风险的企业。这个事件一经上海滩的媒体报道出来，不管法理如何，在人情事理上，人们已经认定友邦不负责任。友邦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为挽回其在上海的信誉损失及重建信誉至少用了两年时间。两年之内，原本在上海的业务与市场占有率颇高的友邦保险，一下被同行超越。
汇丰银行这笔约1.19亿港元“迫签纸币”，汇丰在法理上或许同样可以不予承担，但它负起责任予以承付，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摩尔斯回到香港重整山河。汇丰积极放款给香港的公用事业公司，使它们能尽快正常运转。同时，放款给那些机器、仓库、货物被毁或被盗的一般性行业。摩尔斯宣称：即使缺少担保，汇丰也应给一切享有盛誉的商行以条件宽松的放款，使它们重整旗鼓，同时对新的行业给予一定程度的贷款倾斜。据香港金融学家饶余庆研究：汇丰在战后对香港工业发展融资中，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从而助飞了香港的工业化，也发展壮大了自己。
1946年3月，汇丰恢复发行钞票。在汇丰、渣打和有利三大发钞行中，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此后十几年中一直占到了总发钞量的90%。
在战后几年里，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汇丰在香港的业务也一天天壮大起来。然而，中国时局的发展在汇丰看来，则似乎越来越前景暗淡。
总额约1.19亿港元的“迫签纸币”中，约4700万港元原是汇丰的欠债，真正的“迫签纸币”总额为7200万港元左右。
Y.C.Jao：“Financing Hongkong's Early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The Role of the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King， Frank H. H. Eastern Banking：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Cambridge ：The Athlone Press， 1983，p.545～574.
9 难忘中国：从业务恢复到全线撤离
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满怀希望，希望从此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初生的大国的气象已经开始显现：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摆脱了众多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且成为联合国的发起者之一，与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一样，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振兴的日子似乎就要来临了。
然而，外敌一旦消失，国共两党间的关系又剑拔弩张起来。虽然战后双方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但是私下却都在作着战争的准备。就在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之时，国共之间的谈判彻底破裂，中国的内战再次爆发。
对于汇丰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重返上海就像重返香港一样自然，虽然香港依然回到了英国的手中，而上海的一切主权已经由国民政府收回，外国人也不再拥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因为中国毕竟是汇丰最主要的经营地。摩尔斯一边积极恢复汇丰在中国各地的营业机构，一边不无忧虑地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
1947年8月28日，摩尔斯在股东年会上汇报了汇丰的整体经营状况。他宣布，汇丰银行的资产已经从1940年的7700万英镑上升到了1.27亿英镑；自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将首次付给股息，每股3英镑；在中国自长城以南的所有分行，除个别外已全部复业；虽然在日本还没有重新设立分行，但已经在马来亚设立了一家新的分行，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设立了3家分行。总的说来，汇丰银行的络基本恢复起来，正在营业的分支行【包括经理处】已经达到了39处。
整体业绩令人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