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上班，除了每隔4年有6个月的长假，平时一般没有假休。午饭和午休时间倒是充裕，有两个小时，可以睡睡午觉或玩玩球。斯图尔特后来曾为自己当时的精力充沛而惊讶不已：“工作十分辛苦，夜生活忙得不亦乐乎，可次日一早我就起来出去骑马。我不明白当时怎么能做到这一切。不知道是气候因素，还是因为年轻。”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上海居住，生活费仅是伦敦的一半，收入却比在英国多出一倍。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可以逛遍上海最好的地方，尽情享受。职位可以得到提升。各种娱乐需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上海也唾手可得。这的确算得上是个“黄金时代”。
然而，就在大上海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国民党华北战局失利，平津沦陷，日军兵锋南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入侵南京，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之后国民党部队与日军相继展开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蒋介石政府且战且退，最后以重庆为陪都，继续抗日。
战前已经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漂浮在日本占领区中的“孤岛”。其中，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与汇丰银行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怡和洋行大班担任工部局总董。与租界之外华界居住区的凋零和屈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租界，日本人并不干涉租界的行政管理，这里的人们依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中。
由于大批难民的涌入，租界内的市场需求骤然扩大；由于大量寻求庇护的资金涌入，银行资金更显充裕。1938年至1939年间，租界内呈现出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景象。不过，日本人毕竟已经成为上海的统治力量。尽管这里的白种人继续生活在纸醉金迷中，尽管租界内的霓虹灯依然闪烁迷离，但这一切并不能让他们忘却租界的脆弱性。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国、法国的注意力为希特勒所吸引，对上海租界的控制愈加软弱，日本把英国人逐出其久占租界管理权的时机已日渐成熟。
与上海“孤岛”时期相比，具有特殊地位的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处在不同寻常的金融繁荣中。战争在中国内地爆发，大量人口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进出口贸易倍增，外汇买卖频繁。中国一些资力较大的银行也都加强和扩大了香港分行的业务和地位，有的在香港新设机构，有的则把总管理处从上海迁来。1937年11月，中国银行“总驻港处”成立，就设在离汇丰银行大楼不远的德辅道中6号广东银行大厦二楼。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等人，及总行大部分处、室，均移驻此地办公，成为中行的实际指挥中心。在这里，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既可与沦陷区的分支行相联系，又可与国统区的分支机构相呼应，与上海、重庆形成战时“金融三角”。同时，也利于吸收南洋和欧美各地的侨汇及配合进口作战物资，以增强抗日实力。
置身于中日战争之外、又与国民政府关系不浅的汇丰银行，在中国积极抵抗外侮之时，也曾替中国的银行机构接运大量钞券和金银。
中国银行的钞券，当时多由英国德纳罗公司和美国钞票公司承印。钞券印好后，由公司直接运往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的钞券内运任务改由香港以及海外分行承担。当上海需要钞券时，即由香港中国银行请汇丰银行协助运送，香港中国银行先将箱面上的中国银行名义涂销，交由汇丰银行委托运送英国水兵的轮船运往上海汇丰银行仓库，再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到汇丰处陆续提取。
接运金银是项更为复杂的工作。在战时状态下，1938年11月，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曾通知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驻港办事处，将代为保管的1.1万两黄金交中央银行汇总，委托汇丰银行运英转美。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集中到香港的白银，绝大部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委托汇丰银行分批运往伦敦。这批外运的白银【包括银元、银锭、银块、银条等，均按含银量折合银元计算】总值达4.46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