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库”，充当安全的“保险箱”。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汇丰早已察觉。但汇丰对正在发生的战争以及将要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中国内地已有大量资金转移到上海和香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富商巨贾和熟练工人纷纷来到上海，转入租界生产；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量资金和富豪，则陆续涌进香港，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1935年10月，一座比上海汇丰大厦更为壮观的总部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座12层、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大楼，既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也是远东一带的最高建筑。与十多年前建成的汇丰上海大楼相比，香港总部大楼内部设有更为先进的辐射板式供热系统、中央空调和快速升降机。雄伟的外观加上内在的科技含量，汇丰借此得以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此外，新大楼建立了装有钢架的巨大白银库，以供存放日益增多的白银。不过，就在汇丰总部大楼落成的这一年，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告别“白银时代”，香港政府跟随南京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这些银库的设计又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2 告别“白银时代”
在汇丰新总部大楼从建造到正式启用期间，中国金融界正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影响深远的重大金融改革--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前者使长期存在的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现象消失，后者则使中国告别了实行已久的银本位制。
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并行流通，在中国有着一段不短的历史。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但给商家和百姓带来的却是诸多不便。银两和银元本身，在全国各地成色各异，交易行市不同，计算尤为复杂。而这正是钱庄广泛存在的价值所在，因为兑换正是钱庄的拿手好戏。一个不无夸张的传言说：有个人怀里揣着一两银子，从某个大城市的银街一头开始，先把银子兑换成铜钱，再到下一个钱庄将铜钱兑换成银子，如此往复，等到他走到这条街的另一头，他就会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早在袁世凯时期，社会上就曾多次出现废两改元--废除银两、改为银元的呼声。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的七钱二分，并在币制局总裁梁启超的主持下，制定了通行银元的标准，铸造发行壹圆银元【俗称“袁大头”，上面铸有袁世凯头像】通行全国。以后的北洋政府也曾打算实行废除银两、统一发行银元，无奈军阀混战不休、市场混乱不已，加上社会上意见不一，因而并不曾落实到行动上。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系列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当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其业务方针为“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整金融，以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中央银行成立的当月，原由总税务司委托汇丰银行保管的关税收入移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3月10日先在上海推行，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同时规定银两、银元间的兑换率。中国长期以银两为主体的货币制度从此改变。
由于银两的关系，钱庄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废两改元的实行，无异于敲响了钱庄的丧钟。而当国民政府要进行这项改革时，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等也坚决反对，原因是这些外资银行白银持有量大、银两持有多，白银输出的权力又多半掌握在它们手中，一旦改革将失去货币的供给，并削弱其控制钱庄的能力，同时削弱其对国际汇兑业务的控制。
废两改元后，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银本位制。中国不是大的产银国，却是大的用银国。白银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供求影响，常常随市场波动而涨落，而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以银元为货币，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造成银价的巨大波动。
在金本位时代，白银成为世界市场的普通商品。全球白银产量增加和白银使用率降低，使银价下跌成为一种趋势。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原来的用银国印度、越南实行金本位，日本实行金解禁，对黄金需求大增，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成为全球白银使用大国，因而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黄金则大量流出国境，一度出现金贵银贱风潮。
不过，从1933年开始，美国政府颁布《银购入法》和《白银购买法案》，大量进口白银，随即纽约和伦敦白银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扬。于是，大量白银又开始急速流出中国，从而出现延续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
外资银行是运送中国白银出口的主力军。仅1934年8月21日当天，汇丰银行便交由英国邮船“拉普伦号”从上海运走白银1150万元。史料记载，上海的外资银行1934年1月共存银2.75亿元，到年底仅存银5400万元。不仅如此，更多的白银以走私的方式流出境外。白银大量快速外流，对中国极为不利，通货紧缩日甚一日。银根趋紧，银价上涨，物价下跌，国民经济受到巨大威胁，白银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