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战爆发前两个星期，汇丰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在给熙礼尔的信中失望地写道：“用不着写信谈中国借款的事了。由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交战，其他列强也有立即被卷入这一旋涡之势，因而发行任何公债，都将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战争不仅割断了袁世凯与伦敦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因为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东方而给了日本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机会。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在善后大借款中，日本也分到了一杯羹。但是日本感觉到，欧战的爆发及其战争的最后结果，必定牵涉到列强日后在中国权利的重新分配。当前，德、奥与英、法、俄两个集团之间互相厮杀，无暇东顾中国。但欧战一旦结束，和平恢复之日，即是英、俄、法诸国加紧向中国内地侵进之时。现在，正是日本采取行动的大好时机。
于是，日本政府很快制定出了“二十一条”对华交涉案，并于1915年1月18日提交给袁世凯政权。
袁世凯不是不知道“二十一条”的厉害。就在日本公使递交“二十一条”的第二天早上，袁世凯在一次会上曾说：“【日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中国国事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中国，不可轻视。”然而，袁世凯那早日称帝的企图需要日本的支持。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束手屈服。
正忙于欧洲战场的英国，作为日本的盟国，对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并没有感到不满。虽然汇丰对日本侵犯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的威胁表示出了极大关注，如阿迪斯曾致信熙礼尔说这是“日本狭隘沙文主义精神的逐渐发展”，但英国政府并没有理会这种言论。而其他欧洲列强也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日本加快了向中国扩张的脚步，袁世凯则加快了迈向皇帝宝座的步伐。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预备元旦登极。北京显出一片祥和景象。但是，反对力量迅速集聚，并如山火蔓延。最终，56岁的袁世凯在做了83天“洪宪皇帝”后，在全国一片谴责声中抑郁死去。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进入历时12年的军阀时代。虽然名义上中国继续称为共和，但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上的独裁统治，才是这个阶段中国政治的实质。这个时期，在贷款方面，因中国政局动荡而使汇丰止步不前，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期进行，使英国无暇东顾，汇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一个又一个的借款合同。
从1917年1月由西原经手借给段祺瑞政府500万日元的贷款起，到1918年9月的多次贷款，均由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奔走促成，史称“西原借款”【见表3-1】。
这是继1913年国际银行团对华善后大借款以后的一次巨额借款，也是在国际银行团之外进行的唯一巨额借款。这项巨额借款所找的借口是：国际银行团包揽的贷款仅限于政治性的贷款，经济性的实业贷款则不在其包揽范围之内。
对于日本从借款中所获得的好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在1918年9月下台后说：“本人在任期内，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阿迪斯则在1917年10月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充满了对日本的羡恨与对中国的失望：“目前的中国政府根本无视国家的前途，一心只想弄到钱来维持他们的地位，显然正在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人。”
自从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坛上权力更迭频繁。1917年11月???权力斗争使再次担任总理仅4个月的段祺瑞下台。对于此后的政治形势，熙礼尔感到，眼前似乎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时期。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总统现正着手组织新内阁，其寿命可能比其前任还要短。据我看来，在让南方得到一定地位，同意参加内阁以前，中国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一般说来，政治前途阴暗，毫无希望。没有政府，没有合作，也没有爱国心。每个带着一群武装党羽的督军本身就是法律，看起来真像是处在欧洲黑暗时代和英国贵族统治时期的年月里。现在无法推测今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我们只能坚信，我们寄以希望的中国及其国民品德的不可毁灭性终究会把这个国家拯救出来。”
汇丰在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形势，此时它所关注对中国的政治贷款，远远超出金融业务本身。因为在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政治贷款不似一般存款，拆放、汇兑等起调节金融市场作用的具体业务，通过特定的贷款，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更可加大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