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行设在香港的汇丰，不但与当时香港和上海的主要大洋行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而且与香港殖民政府关系密切。还在成立之初，汇丰即以“设立一个在中国多数城市都有分行的、本殖民地自己的银行”为己任。汇丰银行的发起计划书宣称：“目前在中国的银行，都只是一些总行设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的分行，它们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经营这些国家与中国间的外汇业务，对于已经发展得范围广、种类多的香港本地贸易就难以应付了。汇丰银行将补救这个不足，它同这块殖民地的关系，事实上将如印度三大管区【指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银行或澳洲的银行在各该地区所承担任务一样。”
因此，汇丰银行成立之初，即在各方面得到了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照和偏护。汇丰银行在注册的过程中，香港总督出力甚多。而汇丰银行发钞权的扩大，同样是香港殖民政府给予了“通融”。??实上，早在筹办银行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汇丰银行的发起人即已表示：银行的任务之一，就是在通货改革和公共事务的财政支出方面协助香港政府。
在经营方面，总行在香港对汇丰银行资金的有效运用，无疑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商业抵押放款和商业票据的贴放，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银行资金的最大出路。对于总行远在英国或印度的殖民地银行而言，这一项最赚钱的生意经常不能有效进行，因为商业贴放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激烈。和总行远隔重洋的香港或中国内地分行，在电信设施没有建立以前，遇事遵从总行的指示，难得的市场有利时机极易转瞬即逝。以下场景在这些银行中就常常出现：当分行经理根据自己的判断，市场上出现了必须放宽贴放条件的有利时机，等到向总行请示并得到同意执行时，时机早已随风而逝。不能充分有效运用银行资金，正是这些银行最大的烦恼。1870年，丽如银行的一个大股东曾抱怨道：“我们手头保有大量可供营运的资金，它虽然可以更好地使用，但实际上却成为不生产的东西。”他耿耿于怀地指出，银行资金“躺在金库里睡觉”的现象必须消失。
汇丰银行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总行接近市场，不但不会束缚住分行的手脚，而且总行管理层和分行经理的眼睛同时注视着中国市场的变化，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适应市场变化的措施。资金用不着闲置在总行的保险柜里，可以百分之百地得到有效运用。
贴近市场，捕捉并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是第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现代银行--汇丰银行战胜对手的制胜之道。
9 惨淡年景：两任总经理的下台
在汇丰创立的头十年里，有成功，也有失败。头十年中的汇丰两任总经理便均以辞职而下台。
汇丰香港分行的首任经理是克雷梭。这个与法国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瑞士人已经来到东方多年，精力充沛且大胆能干。1864年，当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投票选举产生汇丰银行经理时，虽然克雷梭不是英国人，但却获得了七成的赞成票当选为这家以英国资本为主的银行的经理，其中临时委员会中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当时东方最杰出的银行汇兑专家。多年以后，汇丰银行历史上最伟大的银行家托马斯·杰克逊【Thomas Jackson】，在提起汇丰早期的一些事时说道：“克雷梭先生非常聪明，精力充沛，要找一个比他更能干的人来开创这种冒险性的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充满热情，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作。”
汇丰成立之初，历经数次令人胆战心惊的起伏和波动。其中主要发起人宝顺洋行倒闭，汇丰遭受到第一次大的困难。英国金融风潮的蔓延则使经营环境变得恶劣。但是，在别的银行惨淡经营时，汇丰自1865年成立以后却连续四年获利，不仅顶住了一场场金融风潮的袭击，而且它的股票市价一直能维持面值，并且在1869年首次出现升水。
然而，在1869年与1870年之交，欧洲大陆爆发普法战争，中国生丝、茶叶外销受阻。中国国内则是华北数省连续遭遇洪涝旱灾，进口洋货的需求锐减，中国对外贸易一度出现停滞，普遍影响到银行业务的顺利开展。而对汇丰来说，要命的是它对一些工业企业过分集中放贷形成巨大风险，以及总经理克雷梭本人卷入了其他的旋涡之中。
克雷梭无疑是一个好的银行组织者，同时他精通汇兑业务，但是相对于苏格兰人来说，他的纪律约束力显然不够。有历史学家说他在外面的一些投资项目，更多时候像是个风险投资家的风格，而不像是一个严谨的银行家所为。
汇丰银行的业务，除了表现在贸易方面的金融周转之外，还表现在它对工业、交通和政府公债等的投资和投机活动方面。汇丰成立后不久，即已参与企业的投资活动。它对设在香港的炼糖厂和由香港转到暹罗【泰国】的安南制糖公司，以及香港码头仓库公司等均有投资。
然而，汇丰为码头仓库公司提供资金是一大败笔，因为汇丰一再为其提供贷款的这家公司，最后无力偿还所借之款。而对安南制糖公司和香港的制糖厂提供资金，也给汇丰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总经理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