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几家总行设在伦敦或印度的银行，已无法满足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在这里经营的洋行大班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便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应付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
1861年，充当商界团体喉舌的香港总商会宣告成立，香港的商业更加兴旺。两年后，为适应海运和转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湾仔建成了香港第一座可供汽船停泊的现代化码头。同年7月1日，一批航商又组建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担任公司主席。与此同时，被后人称为“香港通货之父”的香港总督罗便臣【1859～1865年在任】把促进金融业发展，作为其任内的施政重心。虽然香港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伦敦和孟买的银行进驻，但如果有一家本地银行，则不仅可适应急剧扩大的贸易发展需要，而且可以照顾到香港殖民政府关于港口码头、公用事业建设的需求，为香港殖民政府出力。
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以上海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贸易融资，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汇丰发起人在写给英国殖民大臣的信中称：汇丰银行的成立，在于“满足一项绝对需要，这是由于【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的殖民地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行不能应付本地贸易的各种需要，包括香港和中国内地、日本通商口岸之间的生意，现在带有极为广泛的性质，需要运用更特殊的方式，而不是任何银行代理处所能应付的”。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由多家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苏石兰的提议，临时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宝顺洋行【又称“颠地洋行”】担任。也就是在这次会后，汇丰发出了银行计划书。
1865年初，汇丰完成筹备工作。3月3日，汇丰银行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租借的获多利大厦。140多年来，大楼几经重建，但地址未曾改变。
一个月后，上海分行租借位于外滩的中央饭店【后改名汇中饭店，旧址位于今和平饭店南楼处】底层正式开门营业。
柯立斯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北京，1979，2～3页。
Baster：International Banks， P.168. 转引自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15页。
汇丰刚开始营业时，并没有设立总行，也没有设立总经理一职。上海分行由自己独立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其经理与香港分行经理一道进入董事会，前者掌握着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资源，后者则掌控中国以外的银行办事机构及资金。直至1868年，香港设立总经理一职，上海分行独立的管理委员会撤销。
2 成功根基：发起人实力超凡
打开苏石兰执笔的这份计划书，我们看到，在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的构成名单中，除苏石兰之外，是一长串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在港著名洋行【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外国企业】经理的名字：英国宝顺洋行孔莱，美国琼记洋行阿尔伯特·赫德，大英轮船公司苏石兰，英国乜洋行麦克莱恩，德国德忌利士洋行德忌利士，德国禅臣洋行尼逊，英国太平洋行莱曼，英国费礼查洋行施密特，英国沙逊洋行亚瑟·沙逊，英国公易洋行布兰特，印度广南洋行佛兰治，英国搬鸟洋行亚当森，丹麦毕记洋行海兰德，印度顺章洋行丹吉韶，以及法律顾问波拉德。
有了这些实力雄厚的洋行参与发起，可以说汇丰银行已经成功了一半。
担任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是宝顺洋行的孔莱。宝顺洋行是继怡和洋行之后在中国开设的“第二个私人的英国行号”。这两家最初设立于广州后移至香港的洋行，其创始人均为苏格兰人，同以贩卖鸦片发展壮大。人们也许没有忘记，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州禁烟时，缴获宝顺洋行鸦片之多，仅列于怡和之后。不过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宝顺与更强硬、更傲慢的怡和相比有程度上的差别。在鸦片战争之前，宝顺洋行除了走私鸦片等进出口贸易之外，其业务涉及航运、银行、保险等方面。1805年，它在广州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现代保险公司--谏当保险行。在孔莱代表宝顺洋行发起组织汇丰银行之时，这家洋行的势力已经深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各通商口岸，并且还是印度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中国代理。正是由于愿意参与共同组建专业银行的宝顺洋行有着领先于同侪的历史，所以坐上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宝座。
位居临时委员会第二的琼记洋行，是地位和实力直追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另一美国洋行。这家于1856年将总行由广州移至香港的美国洋行，在19世纪60年代初，除了香港总行外，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汉口和澳门等地，均已设立分行。和宝顺一样，琼记洋行的经营范围极为广泛，在中国境内的航运业活动尤